清空播放记录
猜你喜欢
剧照
详细剧情
长篇影评
1 ) 把法国新浪潮踩在脚下了
虽然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宣传片，内容上我就不予置评了，但从纯电影和摄影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让我从头赞到尾，比如说：
1. 蒙太奇。蒙太奇。蒙太奇。它蜂拥而至打得你措手不及的剪辑们，把几年前爱森斯坦创造的蒙太奇技术发挥到了超前实验的高度。
2. 摄影师的自我暴露理念将这部电影引向了几乎算是哲学的深度。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切是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的。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筛选。
3. 无数的镜中镜，几乎可以算是维尔托夫对观众心理的一场大玩弄。不论画面是从静止的胶片转切到胶片上的这个电影，还是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电影院里面的观众看电影。看的什么电影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电影。这让我想起那句著名的打油诗“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自己小时候也曾多次想象，自己有一天能跳进电视机里面，把里面的虚构当现实。因此，他的这一套实验对我来说震撼之极。当我全屏看一段影片，然后又看到电影院里面的人在看这一段影片时，我不禁感到混乱与迷惘，我刚刚是在看自己么？
4. 强烈的对比，让这个完全没有语言与故事的摄像头讲述了超于画面的内涵。比如那一组结婚与离婚的组合，葬礼，生育，与婚礼的组合，美容的女人与劳动的女人之对比，都让人心里感慨万千。
5. 定格。我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简直就吐血了。法国新浪潮中，特吕弗的《祖与占》以几个定格镜头而闻名。但是没想到，早在三十多年前，人家苏联哥哥就已经创意出来了。而把静止的胶片当照片陈列再反复回转，同样混淆着大家的视线而具有高度的实验性与美感。
6. 双重曝光。把一个镜头嵌在另外一个镜头里面，这种技术在今天的电影里面是相当普遍的，数码技术来做也是相当简单的。但在二十年代， 这部电影就大篇幅的运用了这种重叠的效果，非常具有革命性。
7. 关于画面的分割，拍摄的角度等，这些都让我觉得之后的《奥林匹亚》和《公民凯恩》相比起来，也似乎不那么牛逼了。
8. 最搞的是居然还有动画。当然不是手工画的动画，而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连起来的实物动画，后来超现实动画大师史云梅耶的标签风格。说到超现实，这电影也很有几个镜头相当有味道，比如电影一开始，摄影师站在摄影机上面的这个镜头，以及摄影师站在啤酒杯里面的镜头，也都具有着深深的超现实风格。
你能想到，这是一部二十年代的电影么？它里面运用到的技术，当代都鲜有电影能相比。
这部电影在一开头是这样的几行大字：
"The film Man with a Movie Camera represents
AN EXPERIMENTATION IN THE CINEMATIC TRANSMISSION
Of visual phenomena
WITHOUT THE USE OF INTERTITLES
(a film without intertitles)
WITHOUT THE HELP OF A SCRIPT
(a film without script)
WITHOUT THE HELP OF A THEATRE
(a film without actors, without sets, etc.)
This new experimentation work by Kino-Eye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n authentically international absolute language of cinema – ABSOLUTE KINOGRAPHY – on the basis of its complete separation from the language of theatre and literature."
维尔托夫的这项声明看得我心情澎湃。真正的艺术啊……
2 ) “自我指涉”的滥觞
有些电影是作者送献给电影本身的，是一件礼物、一封情书。这些电影是在探讨观众、电影和摄影机之间的本质关系。看阿巴斯之前并没看过维尔托夫，这次须臾之间恍然明白为什么说“电影止于阿巴斯”，阿巴斯一生的作品正是维尔托夫命题下的有增无已。 蒙太奇理论诞生于库里肖夫实验的实证基础，建基于爱森斯坦的理论实践。随后，杜辅仁科将其引向诗意派，维尔托夫则将其带入实验派。与其说实验，毋宁说是对当时所有电影的一次暴力肢解。在那个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还广受质疑的时代，维尔托夫通过彻底消除字幕、剧本、剧场的桎梏，力求运用纯镜头层面上的技术，创造一种超越国界的普世电影语言，从而使电影与戏剧和文学语言彻底划清界限。这可能是影史上第一次以这样孤傲的姿态向观众的理解力发出挑战，它在鞭挞观众的固有认知：电影必须叙事吗？ 这部电影看似天马行空，但只要对影像的属性进行划分，就不难理解了。电影展现的是两个不同的时空，第一个时空是影院（观众）的时空，第二个时空是“电影中的电影”（电影和摄影师）的时空。影片开始展现的是第一个时空，维尔托夫用线性蒙太奇的方法依次展现了摄影机和摄影师、空旷的影院、放映机和放映员、进场的观众、预备的乐队……直至放映机将画面投射到银幕上。随后，影片过渡到第二个时空。戈达尔说电影不是发生在银幕上的，也不是发生在观众的意识里的，而是发生在银幕与观众之间的某一空间内的。第二个空间所展现的正是戈达尔所说的“某一空间”。在这一时空内，存在两个摄影机（摄影师），即观众视觉空间外的摄影机（以下简称外摄影机）和观众视觉空间内的摄影机（以下简称内摄影机）。所以，影像因此被分成了两种不同属性摄影机所拍到的影像。其中，外摄影机对内摄影机又具有包含关系。故而，它所拍到的影像，一部分是不包含内摄影机的，即我们通常意义上观看的“电影”；另一部分则是包含内摄影机，即这部电影的“实验”性质的部分。 从内容上看，“影中影时空”依次展现了一座城市的苏醒、工作和娱乐，通过摄影机的镜头和摄影师的眼睛的重复蒙太奇强调导演“自我指涉”的意图。这是一种“反身式”的拍摄实务，导演直接展现拍摄团队的工作情景以及观众正在观看一部被加工的电影而非“现实”的事实。除开频繁出现的摄影师的工作情景，影片还通过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剪辑师的工作情景和被剪辑后的影像来回剪接，以此提醒观众：“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现实的真相”。 虽说维尔托夫有意通过跨越国界的纯电影语言来打击旧俄国电影的资产阶级传统表现形式，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电影。但他的雄心在当时无疑失败了，他所编造的语法太过艰深，导致他的“语言”根本无法被无产阶级大众理解和接受。但从现在来看，结果昭然若揭，他的改弦更张给电影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以阿巴斯为首的一大批受其影响的导演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有多大的“狭隘的精英主义”之嫌，这部电影依然是一部建立在蒙太奇理论之上的实践。但与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不同的是，维尔多夫明显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达达主义的影响。在那个布尔什维克刚夺取政权的时代，这种倾向不难理解，维尔托夫希望以电影的方式破坏资本主义既有的艺术规范。而且，这部电影也是十足的符合达达主义的特点，即没有主题，没有情节，追求奇异怪诞的视觉效果。 上文已经谈到在“影中影时空”中的不同属性的影响素材有多么的复杂，维尔托夫作为苏联蒙太奇技术派代表人物之一，利用其神秘的蒙太奇编码，在无序、凌乱的影像素材中，通过剪接编织出了一串完整的意义链。影片大量的使用的蒙太奇手法。例如，在城市苏醒的部分，女人眼睛的大特写同被风吹动的窗扇和摄影机镜头并置；在城市工作的部分，男人眼睛的大特写同街道楼房的鸟瞰镜头并置，均以一种隐喻蒙太奇的手法突出摄影机自我指涉的寓意，并引导观众区分不同的影像属性。除蒙太奇之外，影片还运用了很多前卫的技术，包括拍摄跳水时的慢镜，拍摄上街人群的反向动作镜头，多次出现的垂直/水平分画面……其中，最具实验精神的是对叠化的运用。在好莱坞公式里，叠化一般只作为一种技巧性转场。但在维尔托夫的这部电影中，叠化被运用进了实际构图中，且承担其独特的叙事功能。这种叠印镜头在拍摄城市外景中被多次使用，在单位镜头内对时空进行再度切割，表现了达达主力所提倡的颠覆与破坏。 《持摄影机的人》是集聚纯粹的技术和先锋的创作观念的杰作，其近乎粗暴的“自我指涉”是精髓之所在，也是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创作理念和审美策略之一。它告诉观众，人既是被摄影、被研究的对象，即客体，又是去做出摄影、研究行为的主体。如果人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那么现实也许是被无意识的建构的，并且是由社会构成的，也就是说在主客体关系变化中与其他人一起建构的。任何事物可以意味任何事物，任何事物可以象征或代表其他事物，任何事物可以变成任何事物，但是只对群体，从来不对个人。那么，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和主体性何在？也许像福柯说的一样，“人已死亡”。电影诞生以来，人更像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3 ) film of life
Without any actors or sets, Vertov turned his camera to life reality itself. He captured objects in emotional qualities, inter-cut shots of people without awareness, and flashed quickly over structures. Camera quickly sliding over the surface of Soviet cities, I felt it could freeze any moment into film, expose any details onto the screen.
While watching this film, I felt myself like Vertov’s pair of eyes sensitive to any outside changes without any words. Along with his camera rolling, my eyes kept watching out. Underneath, there indeed wa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Vertov and me. We kept arguing beyond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film: the meaning each shot convey, the state of human being, the essence of life etc. And those motion pictures reflecting on Vertoc’s life philosophy gave me a general impression of what an industrial city is like and how its citizens lived there during 1920s.
Furthermore, instead of fully use of words, Vertov communicated his life philosophy with audiences by pure cinematic language. In my opinion,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his visual ideas of time and space illustration. For instant, ordinary people could barely see if there is any combination between a scene of sleeping woman, a scene of cameraman, and a scene of running train. But Vertov successfully combined three scenes together with some sense of poetry. Such as, in the morning, the train was setting up from the station, but the sleeping woman felt too tired to get up for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cameraman started to set up his camera. Then, the train kept running on its track, the woman still struggled to wake up. And the cameraman set his camera on the track and waited train’s coming. While the train looked like going crack up cameraman’s body, the woman was suddenly awake from nightmare. Seemingly, she saw the cameraman being cracked by train in her dream.
This is really a good example, which we could much learn about how Vertov used the changing space to illustrate time, and how he brought up the idea of making this surreal montage. I believe, learning how to illustrate time and space well is a most significant thing of making a film, specially on those films of universal themes.
On a more technical note, I felt Vertov much like to shoot objects from unusual angles and made them metaphors for other life forms in this movie. For example, a street in the morning, running machines, and quick walking people without expression, such images quickly sliding over the surface of modern Soviet life, were frequently seen in this film. After hiding himself behind the camera, Vertov traveled over time and space, located anywhere to capture what he believed is reality: the film playing on the screen is our real life. Actors playing inside the film are ourselves.
4 ) 《持摄影机的人》与《北方的纳努克》的不同之处
这两部纪录片体现了原始与现代两个审美取向的端点。《北方的纳努克》不是呆板的记录景象式的再现生活，而是一部有人物、有情节、充满诗情画意的再现真实生活的纪录片。它歌颂美而回避丑的美学原则。他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力深有痛感却不直接触及，只是不遗余力的去描写、记录，乃至重演古老文明的善与美，并把自己的赞美之情注入其中。弗拉哈迪就是要展现给观众偏离在工业社会外的原始生活画面，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是弱者。人类面对自然人类要抗争，只是为了生存。弗拉哈迪甚至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足够的“原始生态”，他甚至让渔猎者用他们父辈的方法捕猎，即使他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方法。而相反，在《带摄影机的人》中维尔托夫就是紧跟着工业社会中的现代化元素和节奏。他贴切、真实地展现了刚刚开始的大都市时代的风貌，工业化普及的年代，机械战胜了自然，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主人崛起了，人们开始重视自我表现。以至于维尔托夫开创性的运用了“自我暴露”拍摄手法，让摄影师多次出现在纪录片中，强调了手持摄影机的“人”的地位，摄影机这个机器延伸了人的眼睛，使其无所不到，无所不在。 对于真实的裁定有其直接与间接的切入点。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与被摄对象长期交友共处，深入观察，准确地把握生活形态，并使被摄对象在镜头前高度自然。他精心选择拍摄自己感兴趣的自然景象和人物活动，北极居民原有的冰屋低矮、黑暗，不便拍摄，弗拉哈迪便搭建新的冰屋并把建屋过程摄入影片。所谓介入，就是巧妙地运用重演和主观干预，摒弃呆板的自然纪实，却又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效果。在纳努克他们一家早上起床的片段中，其实弗拉哈迪由于冰屋内光线无法拍摄，而将冰物削去一半，在露天的情况下拍摄。纳努克把孩子一个个从狭小的皮筏仓里抱上岸、充满戏剧效果的猎取海豹等生动情景，都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再现。而侧观《带摄影机的人》，维尔托夫影片主要分观众入席、城市黎明、人民的工作与休息、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几部分，通过刻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呈现苏维埃新社会中的一个理想城市。而在这其中，每一个画面精致剪辑，讲求摄影机替代眼睛无所不到，将一个现代城市的真实生命力表现的极富节奏感与真实性。有时甚至采用隐蔽拍摄。片中关于运动员的运动一段，使用慢镜头放映，使得观众能仔细清晰地看到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节。慢镜头里的运动员身姿洒脱优美，有一种抒情的节奏感。 在记录故事中的形式差异。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用故事片手法表现非虚构的人生故事，使纪录片故事化，并以主观热情介入强化情节，塑造人物。茫茫冰原中，北美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和他的家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乘坐独木舟或狗拉雪橇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房屋是用坚硬的冰块砌起来的，而海象和海豹则是他们的主要食物。环境的恶劣和原始的生产力使纳努克一家的生存异常艰难，他们常在温度极低的条件下外出捕猎......该片高度真实地再现了北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场景。相反《带摄影机的人》，维尔托夫却抓住了观众的眼球，维尔托夫让观众看什么，想什么似乎由他决定，他通过摄像机告诉观众电影眼睛超越了人的眼睛，他以这种狂妄的姿态打断了原有的叙事，让一切服从于影片的形式美和节奏美。社会的每一幕，穿衣的女人，挤车的公民，工厂的运行，一切都浑然天成。 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北方的纳努克》采用长镜头大容量。在选择拍摄和选择编辑基础上，运用画面组接创造节奏变化和艺术气氛，使作品结构高潮迭起，增强吸引力。又如充分利用长画面，关键之处打出简练而幽默的字幕，作为画面内容的补充和说明；后期剪辑中巧用素材剪接突出细节，营造节奏变化和结构高潮，等等，这一切都是移用相对有效的故事片手法。《北方的纳努克》中猎杀海豹的那一段，弗拉哈迪完美地把握了时间关联与空间关联，这一个经典的长镜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一开始很长时间人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渐渐地远方出现黑点，帮忙的人来了，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才知道一直在拽的是一头海豹。这个长镜头把悬念和冲突这两个戏剧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带摄影机的人》却把蒙太奇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维尔托夫强调观察和对画面的组织，注重剪辑。他认为蒙太奇手法是阐释和表达观点的最佳手法。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摄影机对着花朵，忽而清晰忽而模糊的对焦动作，然后是一个滑稽的并置镜头，一个女人边用毛巾擦脸边眨眼，软百叶窗一张一闭，两者交叉在同一个镜头中，最后是一个摄影机镜头的光圈在一开一闭。这一段其实运用剪辑把摄像机拟人化了，维尔托夫不是为了叙事而是为了表达。
5 ) 翻译 | 吉加·维尔托夫论《持摄影机的人》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电影传单FilmBooklets
文/吉加·维尔托夫 Dziga Vertov
译/MapleSaki
相较于先前电影眼睛派的作品，《持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耗费了更大的工作量。观察下更多的地点和拍摄时复杂的组织技术性操作可以为此做出解释。蒙太奇实验需要非同寻常的尝试。这些实验持续地进行着。
《持摄影机的人》是直白的，创造性的。它旗帜鲜明地反对电影发行商“陈词滥调，越多越好”（the more clichés,the better）的标语。这种标语令我们这些电影工作人员哪怕精疲力尽，也不会去想片刻休息。我们必须促使发行商，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尊重，把他们的标语晾在一边。《持摄影机的人》需要的是最具创造性的展示。
在哈尔科夫，我曾被问道：“为什么喜好那些跳动字幕的你，却突然带给我们《持摄影机的人》——这部没有任何文字和字幕的电影？”我的回应是，“不，我从未表示过自己喜欢任何字幕——那都是某些评论家编造的。”
的确，为进行坚决地净化电影语言的斗争，为使电影语言完全独立于戏剧和文学语言，电影眼睛派摒弃了制片厂、演员、布景和剧本。于是，在《世界的六分之一》（One-Sixth of the World）里，字幕游离在图像之外，与其隔绝，并对位地建构出一个文字-无线电的主题。
“在《第十一年》（The Eleventh Year）里，几乎没有留给字幕的空间（字幕图像的播出方式则进一步体现了它们不重要的地位），所以就算删去字幕也不会对电影的力量有任何干扰。”——《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一个真正电影-客体中的字幕，在其具体分量和实践意义上讲，就好比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货币时，对《雅典的泰门》关于黄金的引用。（《第十一年》的字幕便是如此）当这些字幕大部分都恰巧是确切的引述时，它们便可代表一本书籍在布局过程中的文本。”——《电影前线》1928年第二刊（Kinofront no.2 1928）
因此，《持摄影机的人》里字幕的完全缺席并不出乎意料，反而早在先前所有电影眼睛派的实验中都有所准备。
《持摄影机的人》不仅是一次实践成果的表现，也是一种银幕上的理论显现。这便是为什么在哈尔科夫和基辅就这部电影的公共辩论中，各方艺术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争执发生在好几个层面。一些人说《持摄影机的人》是一场视觉音乐的实验，一场视觉音乐会。另一些人则视这部电影为蒙太奇的高等数学。还有一些人则宣称这不是“原本的生活”，而是以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生活，等等。
事实上，这部电影只是其所记录在胶片上的现实的总和，如果你想的话，也可认为其不仅是总和，而可以是乘积，一种基于现实的“高等数学”。每件物品和每项要素都是独立的小文件。它们相互关联，所以一方面，电影将只由片段间的联系构成，片段联系同时也与视觉联系相吻合。另一方面，这些联系将不再需要字幕。于是，所有联系的总和便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场复杂的实验是成功的，它被各抒己见的大多数同志们所认可。首先，它将我们从文学和戏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才得以见证百分之百的电影。其次，它用被摄影机（电影眼睛）所记录的“生活”来猛烈地反对被不完美的人眼所看到的“生活”。
选自 Kino 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6 ) 我的镜头在撒谎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电影依然可以算作比较具有实验性的作品，而它竟然出现在近80年前的苏联，距电影的诞生只有短短的34年，当时的电影还处于默片时代。
全片没有情节，只是不动声色的记录莫斯科的市景，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店铺，工厂，电车，火车……
如果一直是这样，镜头只是像眼睛一样在观察，那么这部电影直接叫做《摄影机》也未为不可，但是既然片名叫做《持摄影机的人》，那么这个“人”的作用自然会在影片中体现出来。
于是，每当我们随着镜头看着莫斯科城中的各种景象，逐渐进入，逐渐放松，简直认为没有摄影机，也没有镜头后面的那个人的存在的时候，电影里就会出现摄影师的镜头，一会儿是他扛着摄影机寻找合适的角度，一会儿是他蹲在矿工后面拍摄矿工的劳动，让我们总是恍然大悟的想起原来我们看到的并非天生就有的景象，而是摄影机后面的这个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当我们看着教堂宏伟的尖顶的时候，如果摄影师将摄影机转个方向，我们将看到贫苦居民居住的小草棚；而如果摄影师不想让我们看到草棚的话，我们就只会为这教堂的壮观而赞叹——一切都取决于持镜头的这个人，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他的臣民，我们都要遵从于他的意愿。
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组镜头：街上奔跑着一辆敞棚汽车，车里是几个打扮入时的阔太太，这样的镜头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这时，镜头切换，我们看到摄影师正坐在与敞棚汽车并行的另一辆敞棚汽车上，拍摄着阔太太们的一举一动。这就让人不由得想到，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镜头，岂不是另一辆与两辆车共行的汽车上的另一名摄影师的眼睛吗？
整部电影，似乎导演都在跟我们玩着同样的游戏——先让你放松警惕，进入他为你设置的环境与心情，然后忽然用一组镜头对你当头棒喝，告诉你：“这一切都不过是我为你安排的，你自己不可能自由选择，我让你哭你就要哭，我让你笑你就要笑，我让你看到的你就要看，我不让你看到的你休想看到……”
影片的蒙太奇镜头运用的很好，例如里面有一组镜头，分别是婚礼，葬礼，婴儿的出生，老人的死亡等等，我一面不无感伤的想到了人生无常世界广袤之类的词语，一面在心里知道又中了导演的套，我们已经太熟悉电影语言了，固定的场景我们就会产生与之相符的固定的情感，而我们毫无知觉。
还有一组镜头，一个女孩在射击，镜头快速的在她的枪口和靶之间切换，速度越来越快，这就说明子弹即将射出，可是切换了好多次子弹也没有射出，让人心里憋闷极了，呼吸都困难，还好最后子弹还是射出去了，如释重负的同时，心里又一次的感觉到了导演的诡计。：）
拿到了摄影机，就是掌握了话语权，就能任意的摆布观众，当我们沉浸在镜头为我们讲述的故事，铺设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过镜头后面，那个“持摄影机的人”呢？
最近有本讲电影的书名叫《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而《持摄影机的人》要告诉我们的似乎是：摄影机永远不可能不撒谎。
一百年前人家就知道拍摄电影是为了记录凡常中的视觉奇迹和发现它的狂喜，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在跟我说电影只是讲故事。
Pure cinema，一部提醒你为何热爱电影的片子。
5- 百叶窗，电影眼，快门梗。第一（正片）与第三（幕后）视角混剪，从内容到技术都玩得很花：流动街拍、卧轨仰拍、快闪分娩、慢镜定格运动、分屏、眼耳蒙太奇、简易特技，甚至还有动画.... 首尾呼应的电影院设计赞。后半的剪辑和节奏大嗲，前半配乐违和。
「破碎的三角牆，坍塌的柱子，被認為見證了這座神聖大廈承受電殛與地震之最基本自然毀滅力量之奇跡。然而，就其人造性而言，此一廢墟顯現為古代的最後遺跡，在現代世界中只能以其物質形式被視為一片古蹟如畫的觀光景點。」（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546356/）
通过持摄影机的人持的摄影机，我竟然怀念起那种自己未曾置身其中的时代，但是既然未曾经历，又何来“怀念”呢？而这就是一种怀念，人是可以怀念想象的，有的时候想象比记忆还值得追寻。
[260]Michael Nyman配樂版本。正如“吉加·維爾托夫”這個俄文烏克蘭文混合名字的意思——“飛旋的陀螺”一樣，他的“電影眼”和城市感極強的蒙太奇確實非浪得虛名。當然，這也是一部彰顯記錄片導演精神的經典之作。假如配上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會有什麽感覺呢？
4.5，《持摄影机的人》首先“看”到了自己与观众，在最后，我们则通过定格动画“看”到了这台自由运转的机械。它是从机械中产出的影像。机械、日常与苏联的政治宣传并置，皆为65分钟机械运动的零件。音乐的“激情”则完成了1920s的苏维埃集体统治需要：生产性与建构主义，忽略个体，高速运转，20世纪工业社会后期的未来感，如今被称之为朋克。后半段的身体—美学，似乎蕴藏着纳粹德国的里芬施塔尔和她的两卷本《奥林匹亚》
Vertov美学的集中呈现，跟Epstein一样，既强烈怀疑人类视觉，又寄望于电影眼的超越性；不同的是，V的reality不是无意识而是social reality，并且有着当时苏联普遍的机械崇拜。我个人认为最有趣的地方是自反，但它却并不是布莱希特意义上的自反，相反，在V这里电影本身构成一种创造者，一种对人类感知局限的超克力量（最后的动画部分，人不见了，摄影机实现了真正的自我主体，V在《我们》中的这句话“Our path leads through the poetry of machines, from the bungling citizen to the perfect electric man”简直是一句后人类宣言），这种dehumannization恰恰与社会主义创造新人的理念形成共鸣。
确实牛逼。1，用电影来探讨电影的本质,2，摄影机比拟眼睛，多处出现。3，城市生活的交响曲。4，镜头剪辑的教科书。
8/10。维尔托夫以眼睛即摄影机的联想形式为基础，大力显示了剪辑和特效操控现实的威力：倾斜的画面分割两个街景再重新并置，摄影机疯狂地横移拍摄城市的不同角度，机械内部充满动感的零件运作，眨动的眼睛和数次旋转拼合下的街车、铁轨一起快速剪辑制造闪烁效果；将平凡的小细节变成魔幻秀，展现忙碌而充满生机的工业化景观，逐格拍摄的动画技巧（一碟小龙虾活过来跳动、摄像头爬上机架并说明它如何操作），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实践了赋予摄影机生命和灵魂。叙事呈嵌套结构，浅层是劳动人民从苏醒、工作到休闲的线性时间顺序，深层为观众线索，开头空旷的影院随着胶片安装上、凳子逐排放下，观众逐渐增多进入观看的状态，但时空关系被蓄意颠倒，从白天发生的事剪回黎明熟睡的妇女，还将运动员、许多勺子敲击的动作结合观众的反应，体现自我暴露的电影形式。
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它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影片呈现了一个缜密的套层结构：表层上是一部纪录苏联劳动人民平凡生活的城市交响曲，其内层则讲述了摄影机如何纪录生活、摄影师如何进行拍摄和剪辑。其实是剪辑让这部影片更有魔力。
①电影眼;②纪录片与先锋片交融,酣畅流动城市交响曲;③剪辑与蒙太奇的极致,平均镜头长2.3秒;④双重复调的自我暴露,镜头中影院屏幕中观看本片关于如何拍摄本片的镜头,剪辑与摄制过程;⑤结婚,离婚,葬礼,出生,急救;⑥定格动画(自动跳舞的摄影机),快动作(流水线工人),慢镜(田径),斜切,多重曝光。（9.5/10）
感觉电影初期的探索，除了技术方面尝试和突破外，更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和诗意。
虽然一直不愿意打破不给记录片打满分的惯例,但无可否认的是这部1929年的记录片以多么完美的切割镜头与双重曝光为观众留下了苏联风情画。印象最深的是女工包装烟盒,摄影机动画以及结婚与离婚的镜头,政治与政策不经意地流露在作品中,却改变了记录片的"忠实",因而呈现出与年代不相吻合的艺术。
电影唤醒现实，电影驱动现实，电影颠覆现实，电影创造现实，电影即现实。很难相信这是来自地球的作品，全程目不转睛。剪辑的终极魅力，对艺术形式及其受众的绝对信任。现场电子配乐。
这片能看完我真佩服自己。主要是配乐有种把人逼疯的感觉。但构图真的太牛，对摄影大有启发，种种不对称，不中心画面几乎颠覆了我对构图的认识。
狭隘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完全由影像决定的电影，影像是最大的主导也是最深的基底，通过超越时代的剪辑与后期制作和更为凌厉的蒙太奇技来展现这些无序的、非线性的片段。在此，摄像机不再是死物，而是一只好奇的眼睛，摸索、推进、回想，我们透过眼睛看世界，摄像机透过镜头看着我们。
记得第二章镜头突然停下来的那一刻，几幅画面后，摄影师和剪辑师对观众打起招呼，打破第四堵墙的同时再打破第四堵墙（又名打破第十六堵墙），真劲儿的配乐与鼓点，玩叠影玩蒙太奇，在城市交响曲式的叙事之上再加上爱玩的天性，实乃默片时期最酷最现代的炫技之作，纯影像的杰作。
酷！！ 单在配乐方面 电子 后摇 军工 噪音 bigband 20时代出现这些元素实在是难以置信
同为影像本体理论家的巴赞与德勒兹对蒙太奇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巴赞认为蒙太奇很大程度上依循于主体的内在性/习惯性视点建构而出，其让观众处于被动的被引导状态，从而破坏了真实时空中的连贯性与暧昧模糊感。而德勒兹则认为蒙太奇是使得影像生成气态感知的重要途径，其指出蒙太奇所连接的影像使一种区别于日常感知的纯粹感知、一种超人类的“客观系统”（无中心、所有物质间均相互感应的潜在影像系统）被经验性地呈现出来。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提出维尔托夫在《持摄影机的人》中以一种“无界限和无距离地看”的定义使得其拥有了使用任意技巧的正当性与客观性。维尔托夫的电影眼也因此并非是爱普斯坦口中的“精神之眼”，而是德勒兹所认为的“物质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