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蛛

《邊境奇譚》導演阿里阿巴斯的新作，可說是近兩年來以為伊斯蘭教題材的作品裡我最喜歡的一部，老實說，我甚至覺得它比同為伊斯蘭教題材的《開羅謀殺案》更值得去年坎城的最佳劇本，《聖蛛》的內容以我個人的認知來看十分地荒謬，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此荒謬的內容竟然會現實生活中發生，劇情的起承轉合呈現伊朗伊斯蘭世界的面貌，甚至預示了伊朗女性沒有光明的未來。

本片改編自伊朗2000年時發生的「蜘蛛殺手」連環殺人案，當時數名街頭女性工作者被以「洗淨聖城」的名義遭到殺害，本片不僅還原了當時女性們的恐懼，同時也讓人看見了當時伊朗社會的樣貌。其電影分成兩個部分，前半段導演並無做特別隱瞞，直接表明了殺手的身份，只不過一個普通的建築工人、期望能再報效國家的退伍軍人，同時以他在清真寺禮拜時聲淚俱下的樣子來看，是個非常虔誠的穆斯林，不過正因為這不讓人滿意的社會地位加上對宗教狂熱地愛好，而導致後面的事件，如同恐怖分子中的孤狼，盼望透過一連串的殺戮來奪取社會的關注，對他來說，當人們議論他時，彷彿成了英雄。

電影的後半則是講述了殺手被被捕的後續，可說是全片的重點，前半段的人心惶惶完全消失，在後半段取而代之的是偶像崇拜，群眾們視他為英雄，怒斥著這些性工作者玷污街頭，甚至連殺手的妻子同為女性也為自己的丈夫講話，而法庭上嚴厲地審判不過是作秀，法官的批評與論段形同廢紙在般，底層民眾根本不當一回事，種種地橋段都讓人看到的這個神權國度，在到宗教認知與人權的拉扯下精神分裂的樣貌。

本片中查案的女記者由伊朗演員查哈爾易卜拉希米飾演，由她飾演女主角這個安排可說是最適合不過了，演員易卜拉希米曾經因為性愛影片風波而被迫離開伊朗發展，她在本作中飾演的一名記者，也是因為性緋聞問題而來到案發城市，因為這些緋聞，使得她工作困難重重，甚至有不少羞辱，不論是易卜拉希米，還是電影中的女記者，都表明了這種以身體為枷鎖限制女性在伊朗屢見不鮮，此外，記者在訪問受害者家屬時發生同樣的問題，明明是受害者，卻因為是性工作者的身份，得不到任何的道歉，伊朗的社會無處不指控這些為生活低頭的女性，只因為「貞操」這種微不足道的事物。

結尾記者離開時，看著採訪殺手他們家庭時錄的影片，看著他兒子嫻熟興奮地講述自己的父親殺人的手法時，她明白真正的殺手並不是他父親，而是這個國家，這個以女人性命建構的病態國度。

之所以称其为伊朗电影，因为导演是伊朗人、主演是伊朗人、题材源自伊朗发生的真实案件、揭开的也是伊朗自身之问题与隐痛。

但事实上，此片出品方是丹麦，取景在约旦，导演长居欧洲，女主演流亡法国，电影本身则扬名于戛纳—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今年就是凭此片击败汤唯夺得金棕榈影后。

它获奖后，伊朗文化部公开刊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令。

艺术永远都是让权力最感恐惧的东西。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原教旨主义”，大致可解释为：某些宗教或政治见解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信仰、遵守和维护其基本权威立场，从而表现出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间坚决对立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攻击性的极端行为。

原教旨之所以可怕，就因为它能不由分说地定义善与恶，然后不由分说地用善的名义惩罚恶。

而且这个过程往往并不掺杂任何的自我怀疑，定义权与惩罚权的来源与合法性都显得天经地义。

本片就是一场对原教旨心态与行为的静观：从一个行凶者起始，到他的家庭，再到他的族群。

残忍屠戮十六名妓女的变态，在圣城马什哈德被尊奉为英雄。

“清洗街头罪恶”，以信仰的名义，宣布一些人背离神祇、玷污宇宙，然后，以之为祭品，替天行道。

这场单向的诛戮过于简洁明快，以至于如此受到愚众和群氓的偏爱，仿佛只要在周遭围观和呐喊，就等同于代行了上帝与真主的权柄，从生杀予夺里反证了自身的圣洁、虔诚和纯粹。

针对性工作者的神秘连环杀手，这是诸多老派“奇案片”所偏爱的元素，何以这次在主动剔除了悬疑色彩（凶手一上来就被公布给观众）后，仍显得食髓知味般惊悚，全因那背后藏着满满一个国度的“人民的意愿”，和满满一个民族的群体暴力。

那些老百姓，明明如此善良温顺，却会为一个杀人犯的价值观鼓吹叫好，因为他们自幼生活在原教旨里，原教旨就是他们的圣旨、主旨、宗旨和存在之要旨。

那些执法部门、暴力机关、政府公务员，他们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破案，他们名义上都迫切想要把凶犯绳之以法，他们在功能属性上都是一个社会治理逻辑的构成部分，都是政治理性和法制理性的终端责任人，但很遗憾，他们又在信仰属性和道德属性上，一次次不自觉地倒向原教旨，于是，他们不时会流露出对恶的辩护、容让、同情甚至纵容。

这是伊朗乃至整个中东世界，同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和一个教权国家的分裂。

顺便说一句大约是无关紧要的话：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网友们最大的爱好之一，是拿着各色头巾cos卡塔尔小王子。

至于女记者的角色，本就比较复合——视点人物、追踪者、动机的提供者和破局者，既是旁观人又是当事人（她的女性身份所导向的对受害者的心理卷入，她自身之前所背负的性构陷，她在查案过程中先后遭遇的潜在的性讹诈与性威胁，以及她将自己作为钓饵诱捕嫌犯的勇敢行为，使之甚至具备了半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最关键的是，她提供了故事里几乎唯一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视角，一个正常人类价值的视角。

她想要处死的，终于被处死了，但她想钉上耻辱柱的，却被装进了神龛。

人类价值和现代文明在她结尾的离去画面里，四面楚歌。

伴随着手机里正在播放的那个、由孩子们来完成的死亡场景再现，像一部“家用杀人手册”和“请你们像我这样做”的教学视频，充分暗示了那些东西还在嬗递下去，随时准备生产更大的血腥——伊朗电影里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儿童视角”，只是这次实在过于冰凉彻骨、过于恐怖。

这倒也能解释，为什么那几个手眼通天的内线，没有像许诺好的那样营救和释放凶手？也许仅仅是，一个被处死的圣战勇士，更适合充当丰碑与旗帜，更能呼应并唤起更多的原教旨。

围绕着杀手本身，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明明有道德洁癖，厌恶每个风尘女子与自己产生的亲密触碰（哪怕只是诱杀之计，可是仍要去卫生间反复擦洗），可当他匍匐在妻子身上耸动交媾时，眼睛却无法自拔地盯向走廊上那具遗骸露出的脚趾，那一刻他得到的，是一种近似奸尸的报复性宣泄？

明明一直宣称自己与正义同在、问心无愧斩邪除恶，明明拒不忏悔认罪、在庭上布道讲经求仁得仁，却到真正面临被处死的绝境时失控，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恐惧，和“伊玛目帮帮我”的可怜虫般的喃喃祷告。

铺开这些场景的，是大量近距离、不规则的局部特写，感觉就好像，有人在身侧，把视线一直一直地，看入你灵魂里，藏的最深的那个角落。

作者信息：

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

新浪微博：@聆雨子

豆瓣&知乎ID：聆雨子

2017 年戛纳电影节，一部大尺度的奇幻电影《边境》击败了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以黑马姿态拿下“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见识了这位移民到丹麦的伊朗年轻导演——阿里·阿巴西。五年之后，他的新作《圣蛛》再次来到戛纳，成功跻身竞赛单元，并为片中女演员摘下戛纳影后的桂冠。

阿里·阿巴西无疑是戛纳悉心栽培的又一位嫡系导演，他的傲人之处相当显眼，首先是他的伊朗移民身份，从极端保守的中东国度，移居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北欧发达国家，使得他拥有两种文化融合的背景；而这种特殊的身份自然也影响了他的创作：移民、种族、社会边缘人这几个要素贯穿他迄今为止的三部长片。而他作品另一个鲜明的标签则是对不同类型的融合实验，由此引出政治、社会、道德批判的主题。

▲其貌不扬的“蜘蛛杀手”

新片《圣蛛》回到了阿巴西最为熟悉的国度——伊朗，同样采用前后两种不同类型嫁接的手法，大胆地诉说出在这片土地上，女性遭受压迫与伤害的残酷现实，也鞭笞了伊朗宗教、政府腐败现象、社会普遍的厌女症，直指男尊女卑的根源思考。开场 10 分钟便清晰展示了一位女性性工作者遇害的情节，一个犯罪类型的叙事轮廓逐渐呈现。情节专注于“蜘蛛杀手”挑选受害者、杀人抛尸的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同时也塑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男人形象，与太太与小孩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两种形象的反差勾勒出一幅连环杀人狂的肖像。另一边厢，一名女记者想方设法接近真相的调查过程，从发现警察腐败无能、敷衍了事，到最后以身犯险，主动诱捕杀人狂。

导演在类型情节里有力地渲染惊悚悬疑的氛围：漆黑午夜、荒郊野外、千回百转的小路，虽回避了不少直观残忍的杀人场面，却透过受害者的肢体特写营造毛骨悚然的效果。这些欧美连环杀狂类型片里常见的套路一并俱全，除了背景发生在伊朗之外，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阿巴西对类型元素的娴熟程度令这部作品产生了一些误导性，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部连环杀人狂的类型片。

▲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杀手

当杀手被捕后，叙事转向法庭审判与更复杂的社会现象描写，从风格化的惊悚情节回到现实批判的主题，正如《边境》前后两种类型过渡衔接一样。不少观众对此大感迷惑，殊不知这才逐渐揭开创作者的真实用意。“蜘蛛杀手”之所以犯下如此耸人听闻的血腥行径，完全有其家庭与社会原因，而后半段便是抽丝剥茧地阐述这个冷血杀手诞生的现实根源。

事实上，后半段的悬疑感并没有完全消散，导演成功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凶手究竟会否被定罪，以及他最后会否被执行死刑的悬念上，由此归结到伊朗宗教、政治、传统批判的主题。影片刻画出一个深受原教旨主义荼毒的伊朗男人，他以清洗之名犯下残害女性之事，其暴力行为罪不可赦，他最后的下场固然大快人心。然而，法庭内外对杀害妓女行为的支持者却叫人心寒，广泛民众（包括杀手的家人）这种狂热扭曲的支持是不正常的，导演暗中揭示了整个伊朗社会受到极端保守思想的洗脑，而宗教与统治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勇敢的女记者

与杀手平行的女记者的线索，透过她的目光角度，不断反映出伊朗社会普遍对女性的不尊重（酒店不让单身女性入住、警察头目企图对她性侵犯、法官对女性自由散漫态度的不屑等等），直指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这种根深蒂固的厌女思想并没有随着“蜘蛛杀手”被处决而消失，反而扩散开去，甚至遗传给杀手的下一代。最后录像展示儿子和小女儿在家中重演父亲杀害妓女的一幕（妹妹躺在哥哥身下任由摆布）尤为令人震惊，将伊朗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刻画得入木三分。

幸好，还有女记者这个角色，她代表着开明进步的思想，她不畏强权，勇敢反抗不平等现象，一心为女性的生命与福祉奔走努力。这角色的戏份与厚度显然不如杀手，但是戛纳评审一致同意将最佳女演员奖颁给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一方面是表彰这位伊朗女演员的出色演技，另一方面相信也是对勇敢的伊朗女性的支持，因其在现实中同样遭受伊朗政府的无理指控，而离乡别井远赴欧洲；再联系上近日伊朗女孩因没戴头巾而被拘留后死亡所引发的“摘头巾抗议”运动，这个奖项的意义殊不简单。

其实有一些关键部分值得一提，但是很多友邻没有关注到。首先就是题名“圣蛛”，蜘蛛在Y教中是圣物之一，和鸽子一起在与Dissenters的对战中保护了M，所以这部电影明线展现YL女性的苦难与部分新女性的觉醒，暗线（甚至很大戏份）是展现Y教的忠实信徒及Y教如何影响着世俗国家。电影开头是最有悬疑惊悚特征的部分，之后凶手几乎没有悬念地直面观众，占据了3/5的戏份。“蜘蛛杀手”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虽然是瓦匠？）、家庭幸福的男子，但由于家中有XunDao者的缘故（？），对Y教信仰坚定，甚至矢志献身。而他献身的方式，就是kill女性性工作者，因为她们违反了教义、“污染了城市”。

而镜头一转，是女记者的不懈追凶（但想提一点，就是女主在这里似乎一味勇敢，反而在采访的细节与艺术方面表达得太过简单粗暴）。女记者的扮演者本身便有“YL巩俐”之称，曾因违反教义被禁演十年。在电影中，女记者拒绝上司的XSR反获污名被开除，这是对女性的第一重伤害。之后，在女主对受害者家庭的走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性工作者大多出身贫苦，因为各种原因染上D瘾，步入歧路，受到了诸多伤害，这是对女性的第二重伤害。而考虑到女性内部的多样性，尤其是已婚妇女甚至已经内化了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实际上是第三重伤害。从理想形象、社会制度、自我认同方面，无论是性工作者自身，还是周围的他者，实际上都对性工作充满鄙夷和恶意。

在调查过程中，不难发现，女性问题和当时YL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也有密切关系，腐败、低效问题已成痼疾，中央（德黑兰）和地方势力并非铁板一块。更重要的问题是，世俗和宗教纠葛不断，宗教、政治、法律之间颇有合谋与张力。最后男主儿子的录像，说明这样的纠葛与崇拜仍将继续延续，国家现代化与世界化任重道远。

这部电影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战发射的脏弹。与新疆棉花事件相同的另一次操弄。

整部电影完全是为了黑伊斯兰世界而拍摄。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没有真实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持供了借口。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东方主义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结果，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 这本影响巨大的书已经成为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

《圣蛛》当中，我们看到除了一个作为记者的女主角(作为社会叛逆者)之外，对其他伊朗社会的所有人包括杀手，受害人，过路司机，普通民众，警察，法官，甚至儿童和母亲均作为负面形象进行黑化。

丹麦/德国/瑞典/法国4个西方国家投资，流亡的导演和演员进行拍摄。以西方的视角把个人仇恨融人对伊朗社会和文化的厌恨中予以丑化。其目的不言自明。

电影处处流露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以一种观察野生动物的傲慢来看待伊朗社会和民众。当然，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真实，然而，表现人类世界的电影一般不这么搞，经常出现露骨的交配镜头那是动物世界节目。

《圣蛛》里的连环杀手名字就叫萨义德，这不是偶然。

今年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颁给了一名来自伊朗的并不出名的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凭借电影《圣蛛》，她走了很远才走到了我们面前。

因为和前夫的私密录像带曝光，扎拉遭到了伊朗国内的“荣誉谋杀”。之后几经挫折逃到了法国，甚至因为参与讲述伊朗女性残酷命运的动画片《德黑兰禁忌》的配音工作而背负了“叛国”的罪名。

扎拉说：“《圣蛛》是一部关于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的电影，是一部充满仇恨、脚、胸部、性的，你不可能在伊朗看见的电影。”

电影的导演阿里·阿巴西同样出身于伊朗，他说：“我想拍的不是连环杀手的电影，而是连环杀人的厌女社会。”

“圣蛛”杀手对妓女的厌恶是整个伊朗社会对于女性厌恶的缩影，在宗教教义的包装下，他们将女性进行分类：妻子和妓女。

妻子是组建传统家庭和完成繁衍任务的工具，而妓女既是对肉欲的发泄也是肮脏不堪的存在，既渴望又厌恶。

而两类女性绝不可以混同，她们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在原事件中，正是因为Saeed的妻子一次误被出租车司机错认为妓女，继而引发了Saeed对于妓女开展的一系列实质性伤害。

作为退伍老兵，Saeedi认为性工作者道德败坏，她们的存在就是对伊斯兰革命先烈的亵渎，死不足惜，其所作所为是为神圣的城市马什哈德清理毒瘤。

在落后的警察制度和父权社会的包庇下，接连杀害了16名妓女的Saeed竟迟迟没有被警方抓住。

女记者Rahimi都能想到警方可以买通妓女从而找到Saeed的下落，但或许是伊朗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他们与肮脏的妓女有所谓的合作。

最终，在Rahimi的以身试险下，Saeed被当局捉拿归案。

在影片的开头，首位登场的妓女刻意的露出了一半的头发并拉出了自己的一丝鬓角，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区分妓女和非妓女的标志。

Saeed的妻子在向丈夫展示新做的发型后，接着就撩起了丈夫的性欲望。

从严密包裹到露出半个头颅，这是Rahimi从女记者向“妓女”的身份转换。

三个场景里，头发好像成了一切淫欲和罪恶的来源。

露出的头发是妓女撩拨男人的放荡行为，严密包裹好的头发则是良家妇女的通行证。

这场以头发作为欲望表征的宗教行为无非是对女性的另一重压榨罢了。

而可笑的是，维护这一套规训制度的不仅有父权制度下的男性主体，更有被禁锢认知和视野的女性同谋者。

Saeed妻子在知道丈夫连杀16名女性后呈现出漠然和平静。

从小遵守宗教教义的妻子将那些街头的妓女和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割席。她是用头巾时刻包裹好自己罪恶和淫欲的良家妇女，而那些则是道德败坏露出一半头发引人犯罪的城市毒瘤，自己丈夫所做的不过是维护马什哈德的神圣和纯洁。

从小接受“丈夫就是女人的上帝，要虔诚的为丈夫服务”的思想，无数个妻子们从何处产生“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呢？

当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寓言一步步实现，似乎无数个“妻子”受益于人类现代化的成果即将得到思想解放时，“禁止女性上大学”、“禁止女性外出工作”等匪夷所思的法律法规却真真实实摆在了我们面前。

当各国女星剪去头发声援伊朗女性人权运动，是谁却在吹捧“饺子皮王子”和脱离基本认知的当红女星？

讽刺的是，对女性人权的践踏和猎杀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民众的谴责和制止，Saeed的真面目曝光后反而得到了社区男性同胞分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更对“圣蛛”行为进行鼓励性继承。

一边是Saeed向大儿子绘声绘色的讲述他对妓女们的杀害过程，一边是大儿子骄傲的在镜头前表示自己要接过“父亲伟大事业的火炬”。

在大儿子重现杀害过程并邀请亲妹妹扮演“妓女”时，我们看到了一名男性杀人犯堂而皇之的在社会和文化的鼓励下对于女性的犯罪行为，而这份暴力自然有一天会轮到今日假扮妓女的妹妹身上。

“杀光所有妓女”本质上是对女性人格的粗暴定性和对底层女性苦难的漠视，在这场猎巫式的厌女运动中，父权制社会掌握了给不同女性定性的话语权力。

今天她是妓女，明天你也是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