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阴谋

《总统班底》的影像风格值得一提，从情节上来看，两个华盛顿邮报充满激情但不出名的年轻记者经历了千辛万苦，通过对一桩普通劫案的调查揭开政治黑幕，最终还迫使尼克松下了台，我们很容易给影片事先附加一种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预期，然而影片通过特殊的影像风格完全刻意地打碎了这种想象。

首先是在叙事结构上，不难看出叙事结构有意做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尝试，通过取消某种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或是宏观或是微观的各种、各层叙事结构的核心，以一种德里达式的去中心化游戏建立了一个已经失去了其本质的，但还是看似传统精彩叙事的空框。二人许多艰辛的具有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刻画被舍去，深喉的身份也并没有做成悬念；但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还是影片对于结尾的处理。影片的局并没有给长达两个小时的压抑叙事提供一个释放的出口——情节在二人沉默的打字中戛然而止，最后报道的发布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是总统的下台，全部用几行片尾字幕交代了事——这种对于情节素材暴殄天物的做法为影片赢得了浓烈的风格化表意。

其次则在于影像风格，无论是动作－影像还是情动－影像在影片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如此一部竟然是罕见地以感知－影像为主的新好莱坞影片仍然不太普通。大量的感知－影像最突出的风格特征就是一种表层的（影像运动量上的）无聊，两位主人公在报社里交谈、和上司交谈、去往外地和有关证人交谈、在地下车库和深喉交谈，总而言之站着不动或坐着不动地交谈构成了影片主要的影像内容；另一方面景别与摄影机的运动也比较单调，我们几乎不会看到意图使影像“面孔化”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花哨的空间内调度。对动作和情动的运动量的取消亦成功地使影片通过阻碍戏剧冲突与张力直接作用于感知而成功延伸到了更加深层、更内化的思维张力。影片的名镜头应该是两个前后对照的景深镜头，两个同样是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前景中特写景别的电视机的荧光中放着总统选举的新闻，后景是空无一人的报社、铺天盖地的文稿、以及远景景别的坐在打字机前专心打字的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在这两个镜头中，声音也具有同样的层次，电视机遥远的喧闹声；以及报社中单一安静的机械打自己的声音。）在后一个镜头中，因为作为全片结尾的缘故多少加入了一些反差的涵义，电视机内的景象相比于报社更加热闹、色彩更加娇艳——仅仅在这种限度内谨慎地增强了一些戏剧冲突。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色彩风格，主要的场景都贯彻了一种单调的、灰白的色彩调性。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影片甚至因为压抑的风格和单调的色彩被打上惊悚片的类型标签。

这些明晰的影像风格，无不指向一种意图——即影片所隐含的对于新闻媒介这一客体的表意。这一切都是属于新闻的：对于跌宕情节和主观情感的取消包含的是对调查性报道这一影片题材的刻画，其所需要的品质正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理性，毅力，对民主政体的冷峻监督。但同时调查性报道也在经历着一种矛盾——即对于客观的绝对追求与绝对客观的不可能性，这在一个“故事(story新闻)－读者”的意义中所能表现出来的则是，调查性报道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思维触及可以想象的艰难经历，因此两位记者的个体身形虽然被有意隐去，但反而在这种主体疏离的手法下得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矛盾，与影片的叙事手法和理想的感知模式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影片的色调也使我们联想到日常中平淡无奇的报纸——除非我们以人类的理性阅读并理解上面完全中性的文本内容，我们就不会通过思维去领会其内在激动人心的沸腾。

这种思维所领会的沸腾是建立在理智(noos)上的，这也就是说，其中本来就隐含了对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即人，对于国家正义论的一种理解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在解构游戏下实际上变得无法成立的叙事才能够得以补偿和完成，“照例，正义得到了伸张”。

被逼无奈写了影评👆文章写得有点神棍，但片子确实不错

如果说新闻是社会的镜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科恩兄弟在评论《冰血暴》时曾说：“电影的魅力从片头——由真实事件改编就开始了”；弗拉哈迪曾在解释纪录片这一名词时说，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然而这一句话放到电影这一领域也同样适用。当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件娱乐性的商品，或者是纯粹的艺术，它是我们对生活的感悟。虽然电影史教导我们，电影诞生之初，就是商品，但是这绝对不仅仅是电影的唯一功能。画家要卖画，小说家也要也要出书，这不代表绘画的文学就仅仅是商品。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即使电影孕育于资本又如何，不代表它不能称为当代艺术的朱元璋（例子不太恰当）。

回到电影《惊天大阴谋》。如果将它称作纪录片，也许未尝不可。他用搬演的手法重现了“水门事件”，其对现实的创造性的处理，让影片的真实感见于戏剧性。通过纪录片的分析法，或许我们能从这部电影中发现有趣的部分。首先是其选题，毫无疑问，“水门事件”，但问题在于角度。大多数关于水门事件的书，电影或者纪录片，大多立足于水门事件的结果，这是人类意志昭雪的一刻，这时自由意志胜利的时刻，很显然，将其作为旅程的终点以及戏剧性的高潮是明智的。然而，在开篇沉闷的三十分钟过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该片是对记者调查过程的全景式展示，不如说是对自由压抑的逐渐释放。很显然，就如同大多数政治类影片的故事走向，电影以案件进展为线索，然而矛盾在于整个社会的困惑，在于对事件的模糊。我们似乎永远只能在真相的边界游走。影片所展现的不是以往困难却明晰的案件走向，而是永远无法触摸到核心的困惑，是没有规律的拼图。影片所展现的不是记者对于事件真相的迷惑，而是整体社会对于真相的模糊，这是一种集体的状态，沉闷压抑。

所以，影片的高潮并不是结尾水门事件真相的蒙太奇，而是报社主编“stand to our boys”时的坚持，是“deep throat”道出情报的那一刻。那一刻不是最终的胜利，而是被压抑自由的释放，那一刻，才是影片真正的高潮。

如果极权和腐败终将侵蚀人类社会，那么至少我们有新闻守住最后一片净土；如果集体无意识和人性的弱点终将把我们拖下地狱，那么至少有电影成为我们往昔生活的回忆。So hlep me god.

媒介与真相

70年代的美国，经历着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一边是黑人平权运动和嬉皮士文化风潮的席卷，大环境下美国又陷入越战的泥沼，政治丑闻和刺杀活动频频出现，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经历着挑战。而这部带有纪录片式的揭露政治丑闻的电影《总统班底》（《惊天大阴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美国人对于民主的追求。本片上映于1976年，是“水门事件”（1972）发生的四年之后，当编导们用电影化的手法再次去还原当时诡谲的历史时刻，我们仍然会感受到政治活动的黑色内幕是怎样影响着政权的争夺和权力的滥用。

本片通过两个媒体人坚持不懈的对于真相的追求，一步一步将被简化的偷窃事件铺展开来，变成一场对于民主与真相的大探讨。作为新闻报社的媒体人，其职业属性就充满着对于正义与真相的职业道德。同时在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报纸、电话等传播媒介已经相当普及，通讯与媒体已经进入民主选举与娱乐消费的时代语境。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电视机、打字机、报纸、电话等，已经表明着政治斗争不再是简单的内部争斗，而是更加广泛的、深入的介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媒体上的作秀表演，传媒的大肆宣传，个人与政治组织的利益合谋，这些日常娱乐与讯息接受已经变成了政治的谋权手段之一。平民们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到政治生活，美国式的民主在一点点的向下层普及的同时，广大的民众也开始运用宪法与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电影中的两个主人公正是这样一种对于真相和民主的执着追求，揭开了一层层的政治黑幕，尽管政治丑闻让当权者受到惩处，统治集团的利益受损，但从民众和民主的立场上看，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新闻媒体人的真相追求和民众的民主权利的维护，这是影响着整个社会民主进层的走向，它深刻触及了那些肆意妄为的以统治者自居的政客，似乎宣告着正义和法律的终将降临。与之相似的新闻媒体者的揭露丑闻的电影还有前几年的奥斯卡影片《聚焦》，同样讲述着作为大众传媒工作者的对正义和真相追求，揭露出宗教人士的伪善和掩藏的丑闻，带给人的真实触动同样是巨大的。

当电影用电影化的手段去揭露或者呈现另一种真实的时候，同时也对应着新闻媒体人用报纸、电视的媒介去报道着真相一样，电影在这里也承担着社会媒介的作用，同时它不仅仅在于呈现，更急重要的是用诸多电影化的手段去让银幕前的观众去思考，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它的工具属性以及民主进层的艰难性，在更时候媒介手段更容易成为一种统治者的辅助工具，去宣传、制造着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电影似乎在用这种“自反”的属性去催促观众进行自我分析和辨认的能力。盲众是占大部分的群体，他们构成着组这个巨大的社会的巨大支柱，如同电影中的民众，面对刚开始的真相难以信以为真，他们呐喊、狂欢的支持着那个欺骗他们的当权者，而面对真相却总是斥责怒骂。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真相战胜谎言，因为在这条路上，不断会有人在追随着。

——201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