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2010

即便从《史记·赵世家》算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铺展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此之久，能够与各个时代的人产生精神共鸣而不衰竭，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成为文化的一个母题。在这一母题上承载着复杂而连续的价值象征，每个时代对这一故事的不同改写则反映出这套价值象征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变异的。
        《史记》中记载的故事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个人智慧狡黠的光芒，这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氛围是相契合的；待到元代纪君祥的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程婴的身份由门客变为民间医生，同时情节也更为离奇曲折，这是元杂剧更为贴近市民心理的情感取向的反映；当这个著名的中国悲剧被伏尔泰介绍到法国时，俨然成了“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两个当代话剧中，复仇的主题都被有意淡化（甚至放弃），被强化的是个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中的无奈这一具有现代人性论高度的主题。
        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当然也意味着对这种原型故事的改写。为了与现代观众达成心理默契，电影必然会在这个故事中加入当代观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价值和情感。同时，商业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以及导演个人的趣味和艺术追求也会对这种改写产生影响。放眼望去，中国导演中无论就文化修养还是艺术水准而言，最有可能用电影对赵氏孤儿完成文化改写的，非陈凯歌莫属。也正是因此，普通观众和文化人士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有可能酿成一起文化事件的。
        改写的第一步是对依附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之上的原有价值系统的解构。从《史记》中、从元杂剧里，从程婴这个人物身上陈凯歌看到了什么？他是一位大忠大义之士，或者换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忠是臣对君、仆对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义则是人与人之间超越阶级关系主动建立的一种情感契约，但无论是忠还是义，放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都是贵族的道德，唯有士才有可能舍身取义，这与民是不相干的。陈凯歌对忠义的解构和重建带着他浓厚的个人色彩。经历过文革，不断声称自己的“青春被政治绑架”的陈凯歌必然对“忠”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和揪心之痛。对他而言，忠除了是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还意味着一种刻板的成见，意味着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而对于英雄，陈凯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只知道一种英雄：一种高、大、全，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牺牲自己的英雄。西方式的悲剧英雄始终是他的文化基因中完全陌生的东西。于是这两者，便成了青春期过后重新接受启蒙的陈凯歌极力要消除的价值。如果说《孩子王》的结尾，乡村教师叮嘱学生王福的话“永远不要抄书”是对“忠”的否定的话，《刺秦》中则以来到秦王宫殿的荆轲突然讲起方言，变成一个小丑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英雄猥琐的一面。所以，到《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程婴延续了元杂剧中的身份，不是必须对主上“尽忠”的家臣，而是一名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江湖医生，是一介草民。整部《赵氏孤儿》，用陈凯歌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民干了士该干的事”。并且，这个民不是像士一样出于某种信念去主动牺牲，而是当命运把他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来时，在苏醒的人性面前，几乎被动地完成了他的义举。当庄姬“托孤”之时，程婴并非不怕，是对赵孤的同情使他选择了冒险；当屠岸贾全城“搜孤”时，程婴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救自己的孩子，是程妻无意间的举动导致了最后的牺牲；之后在公孙府上，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才真正地面对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所以，陈凯歌的程婴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不是为了忠与义去选择牺牲，他是最真实意义上的普通人（民），但这普通人却干了英雄才能干的事。
        现在的时代既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是殷切期盼英雄横空出世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真正天资禀赋超群之人怀着本能的戒备之心。好莱坞的策略是让一个个平庸之辈鬼使神差地成为超级英雄，使人人都过把英雄瘾。而反对英雄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抬出一种普遍的人性来：只要想想英雄也和最普通的庸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那英雄也便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赵氏孤儿》前半部分对程婴人性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代表电影处理任何情感和现实问题时抬出人性就都是合理的。实际上，由于过于频繁地祭出人性这面大旗，电影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始终处于失控的状态。
        电影刚开始，便在几位人物的处理上让人出乎预料。一是晋灵君竟如此之蠢。尽管《左传》有“晋灵君不君”的记载，但电影中的晋灵君不仅完全不懂为君之道，而且缺乏任何贵族教育的修养，智商也显然在常人以下，似乎活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是赵盾父子居然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的被灭门倒是应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江湖道理。如果也按照史实记载的话，孔子倒是称赞过赵盾：“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便将领悟到这样的人物处理是为了给屠岸贾的弑君与灭门行动提供某种合理解释。如果一部电影不需要英雄，那它同样也不需要真正的恶人，因为过于极端的恶也是让普遍人性感到尴尬的东西。屠岸贾并非真正十恶不赦的坏蛋，陈凯歌显然想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下赋予这个人物复杂的矛盾性，但在效果上，并没有前半部分对程婴的刻画成功。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各种前后不一致和莫名其妙举动撕碎的人。电影前半部分中这个人物诛杀赵氏亲族的冷血、挥刀劈向韩厥脸部的凶狠以及摔死程婴儿子时的阴毒到电影后半部分完全消失了，在继子面前，他成了一位慈父，一个让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快乐地享受着天伦时光的老人。
        由于一味地堆积人性的复杂性，电影的编剧过程出现了太多的硬伤，许多人物的行动缺乏前后一致，且充满扭捏之感。在“搜孤”、“救孤”阶段，电影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屠岸贾去区分哪个才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几经曲折之后，屠岸贾仍旧摇移不定，当终于确定并摔死赵孤后，导演以为观众搞清楚了，实际上观众却觉得导演自己搞糊涂了。因为，只要观众不是苍白的人性面前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常识，他们也会明白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杀一个与杀两个、甚至杀一百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各种古代文明中，都曾出现过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事。所以，表现普遍人性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抹杀人性标准的历史差别。
        电影中的韩厥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陈凯歌无法让他像在元杂剧中那样作为一名英雄及早死去，同时又要为黄晓明预留戏份和表演空间，最终，韩厥在几经转折之后，终于沦为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电影后半部分（既完成救孤行动后）对程婴这一重要人物进一步刻画上。陈凯歌说的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救一个孩子，常人也能做到。可是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对一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能在一次戏剧高潮行动中把程婴的人性刻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使这种人性保持一贯性并更为丰满。程婴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仿佛死了，他由于缺乏真实的行动动机已经沦为行尸走肉，他最大的失败则体现在对赵孤的教育上。陈凯歌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对元杂剧剧本的微小改动将会使故事的情节结构完全散架。被屠岸贾杀死妻子的程婴不可能再携赵孤改姓投到前者门下，屠岸贾也不可能收留他，这不是反人性，而是违背人之常情。同样，因“救孤”行动而人性丰满起来的程婴口口声声说要让长大后的程婴站到屠岸贾面前，说出他是谁，这一意在使屠岸的一生沦为笑柄的举动充满了深切的仇恨，但对于“被认贼作父”的赵孤来说，这种由别人安排的命运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走到了任何普遍人性的反面。由于其间的伦理关系没有理清，《赵氏孤儿》在后半段迅速地沦为一出闹剧，对赵孤的养育过程俨然成了两位“离异”的父亲对儿子监护权的争夺战，一方心怀不轨地讨好儿子，却又不敢对他明言，只是暗暗希望终有一天儿子能阴人家一着，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另一方则一边对养子爱护有加，一边人格分裂般地向他灌输虚无主义教育，让他“什么也不要相信。”而韩厥的身份则像一位“第三者”，一遍撺掇程婴把儿子完全夺过来，一边致力于把“原配”那方彻底整死。
        无论陈凯歌把普遍人性提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他没有完全解构复仇行动，《赵氏孤儿》便不可避免地会展现不同的人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将暗示某些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是超乎人性原则之上的。只是，经由“养孤”过程一番无厘头的胡闹，当真正的复仇来临的时候，这一原本应带着血腥和救赎感的行动已经失却了力量。屠岸贾往程婴身体轻轻地一刺，赵孤再往屠岸贾身体轻轻地一刺，复仇便告完成了，这不是仪式，而更像是过家家，它带来的也不是救赎和重生，而是让人因终于可以不再纠结而长舒一口气。
        从《梅兰芳》到《赵氏孤儿》，陈凯歌这两年的电影都呈现出虎头蛇尾、艺术与商业彼此割裂的特点。《梅兰芳》的第一段，说好的人太多，可见他拍《霸王别姬》时的功力并未消退。《赵氏孤儿》同样是如此，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有条不紊，让人想起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两部电影中，陈凯歌似乎都在开头过一把艺术的瘾，把自己想表达的都表达了，之后便按商业的路子来，剧情、人物、情感各方面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全冒了出来。《赵氏孤儿》中对程婴成功刻画的部分也是陈凯歌从精英意识的角度对于人性展开的思考，就商业电影而论，陈凯歌并未能够放下身段与大众心理真正打成一片。而让他完全从娱乐大众的角度（像张艺谋那样）拍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他也未必乐意。
        如果说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暗示了群众与精英之间确实存在着人性沟通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未必就是在普遍人性的要求下完全抹除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像陈凯歌那样随意地从上半部艺术过渡到下半部商业，而是尽可能地理清各自的兴趣和责任范围，以谋求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合作。


————————————————

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
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

虽然很难说普及到13亿人、人人皆知的地步，但《赵氏孤儿》的故事也配得上家喻户晓这四个字。故事情节是体现的是唯有中国才有的“义”：晋国大夫屠岸贾屠杀赵氏一门300余口，并意图杀害赵家最后的遗腹子。此时，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挺身而出，以程婴自己的儿子偷梁换柱，并让程婴假装出卖公孙杵臼及赵氏孤儿，最终保住了赵氏最后的血脉。在程婴忍辱负重将孩子养大后，最终将屠岸贾灭门。这个故事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直到谭嗣同舍生取义时，还和潜逃日本的梁启超以“程婴杵臼”共勉。

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之外，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环节无疑是义的完美体现。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忠这个概念是相对薄弱的，大家更多的讲究的是义，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公孙杵臼是赵家的门客，为赵家牺牲可算忠义两全，但程婴作为赵家的朋友，还能为其两肋插刀就绝对是义了。

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在绝对意义上是正确或正义的，所以这个概念在西方是没有的。虽然戏剧中谋杀赵氏全家的屠岸贾一直都是以大恶人的形象出现的，但实际上他和赵家的恩怨更多涉及的是晋国领导层的政治斗争，撑死只能算是为利益进行的狗咬狗，很难说谁是谁非。实际上，之所以将屠岸贾逐渐演变成坏人，就是因为日后中国义的概念已经不盛行，所以才必须有了正义的名声之后才能行义。

这正是因为义，所以整个故事最高潮的地方并非赵氏复仇，而是复仇后程婴一意自杀，以此来向众人证明自己二十年心血并非为了最后的结局，而是为了能够对两位友人有个交代。这种重视形式上的完美的思想正是义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但也正是因为义这一思想在后世逐步淡去，所以无论是今年看的戏剧版《赵氏孤儿》还是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义都是最被淡化的部分。而且，在戏剧中程婴至少还是个义士，到了陈氏电影中则成了一位被卷入悲剧的普通人。

如果因此而说戏剧电影没有文化似乎有些强人所难，毕竟西方传统里没有义的概念，但这并不减弱西方文化本身悲剧的厚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氏的电影继承的更是西方将普通人卷入命运漩涡的传统。

但即使如此，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也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戏本身要有一致性，不能想当然。因此，本片剥夺义虽然减少了观影乐趣，但真正的致命伤却是导演不懂戏。戏的情节并不是可以调整的，特别是经典戏剧设置，因为经典往往已经是最合理的配置，而任何改变都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因此，当你隐去程婴本身对赵家有义理、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牵扯在救孤一事之中时，那么你就必须舍去“生死孰难”的抉择，也就无法让程婴为了千金去“出卖”孤儿，也就无法为屠岸贾这一为了将赵氏斩草除根而不惜杀死一城婴儿的恶魔找到一个不杀死程婴手中两个婴儿的动机。由于导演大幅改变了经典设置，又没有提供这种相应的调整，故事中充满了各种不合理，要说可以说上一天一夜。

拥有平面人物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每个人物都根本没有性格、而成了只是为剧情服务的道具就可悲了。在戏剧中，“程婴卒与俱匿山中”的情节已经变成了把自己和孩子住在屠岸贾家中。这样虽然刻意增加了冲突，但实际上弱化了程婴完全舍己为人的人物性格和张力。但和电影相比，戏剧还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尝试（虽然并不全部成功），电影则完全没有逻辑可言。这一致命缺陷再加上陈氏影视语言的贫乏和诸多笑场设置，使得《赵氏孤儿》成为了失败之极的作品。如果说还有一点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程婴。但和各种戏剧化的尝试相比，司马公的“原作”要动人得多，那才是中国义理的本色。

《赵氏孤儿》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陈凯歌说：“自从《无极》后，我面对批评的态度是，照单全收。”那日，底下坐了黑压压的一排记者，大家其实都想到起了《无极》：古装片，大制作，《赵氏孤儿》会不会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样成为陈凯歌的滑铁卢？谁也不敢开这个头，扫了导演的雅兴，倒是陈凯歌自己先说了，这是聪明的一招。

 

其实陈凯歌有点多虑了。《无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低谷，不可能再差了。那个年代，他昏了头，一门心思往大制作上奔，忘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赵氏孤儿》没有那么差，至少在前一个小时内足以证明他还是中国最牛导演。最初重要人物的出场，寥寥几笔，性格跃然纸上；那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争斗也拍得极为精彩，最后赵家的灭门惨案把整个气氛推上了高潮。

 

不过前一个小时的戏也是各类版本史料呈现最足的。陈凯歌功课做得好，消化能力也强。无论是从剪辑节奏还是各项指标的把握，他拿捏的极为精准到位。

 

PS,我不得不说，范冰冰还是美死了。虽然只有不到十场戏，但那张脸一露面就惊艳动人。尤其是大屏幕上看，五官精致。相较下，扮演葛优媳妇的海清真像一个大妈。奇怪的是，私下看，范冰冰很一般，还有点胖。看来她真的天生适合大屏幕。

 

到了电影后一个小时，怎么形容呢？就像一场狂风大作后只下了星星点的下雨。各种不给力。陈凯歌在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过，他做了一些改变，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程婴和赵氏孤儿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程婴要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儿子，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古人讲究的”义“字当先，在现代社会里，是否还能成立？

 

显然，陈凯歌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解读并没有错。无论京剧版本，还是元曲版本，赵家灭门惨案发生前，故事的脉络几乎一样的；灭门惨案发生后，各个时期的创作者都做了相应程度的改编。比如有的版本是程婴带着孤儿逃到深山，有的则是程婴和孤儿归入屠岸贾门下……

 

当然，任何版本都是可行的，但如何解读的通顺就成了大问题。在电影上映前，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陈凯歌的剖析是：程婴只是一个小人物，无疑卷入争斗，只是阴差阳错被迫成为了“忠义之士”。在抚养孤儿的15年中，他希望用爱化解仇恨。

 

可是，电影的后一个小时所着力描写的程婴和孤儿的关系中，观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状况。在此不剧透。反正故事的主线变了味道，各种莫名其妙和不知所云。

 

PS：葛优演的没有问题，王学圻再次证明了精湛演技，到是黄晓明在复仇的三角关系中显得最弱。他真的不适合演这类戏。每次他出场，明显接不住戏。做一个比喻，他的演技就好似和武林高手对打，人家是出拳于无影中，他虚张声势，拳拳不在点上。

于是，《赵氏孤儿》和《梅兰芳》一样落了个“虎头蛇尾”的评价。如果说，《梅兰芳》最后的仓促有各种难以言喻的现实理由，那《赵氏孤儿》后半程的苍白和无力就是创作者本身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不是陈凯歌的问题。看《赵氏孤儿》前，我特地翻出三联做的那期《凯歌老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那是意气风发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期。从禁锢的体制内解放后，艺术的创作力如井喷般奔涌，《黄土地》《红高粱》哪一部电影不是经典？

 

难怪人们总爱问：”为什么陈凯歌再也拍不出《霸王别姬》？是那个时代造就了《霸王别姬》。时代不再了，《霸王别姬》也就没了。

 

在中国电影票房一路高涨的当下，中国电影却再也没有旷世精品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你可以说是电影变得商业化了，也可以说是电影人不思进取了。但很少有人去反思是电影的创作能力在急速退化。每一个电影的黄金年代，背后都有一批优秀的编剧在支持，而编剧的工作即等同于创造——请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今年的鲁迅文学奖颁布后，骂声一片。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国家文学奖项时，还有哪部小说能成为时代精品呢？

 

8月采访张艺谋时，他谈了自己无奈。不是他不想拍戏，而是真的没有好本子。所以这几年，他的作品都是改编而来。从《三枪》到《山楂树之恋》。

 

陈凯歌没能成功的改编《赵氏孤儿》的后半部——他大可不必自责，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和他所处的制度去干做事情的。就算你的品质在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你的成功与否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

 

其实，在三部贺岁大片中，我到最期待《非诚勿扰2》，王朔出山，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个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北京顽主，亦或是变成了个谨小慎微，无功无过的中年怪叔叔？

我又想起了去年华表奖上陈凯歌和冯小刚同获最佳导演奖。冯小刚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一一感谢了诸多兄弟；陈凯歌从容不迫，字字珠玑，看似跑题的讲起了国家山河和命运。

 

这一幕，是中国两个最知名导演的典型写照。

 

时至今日，陈凯歌一定还是那个少年凯歌，他的气节，野心，情怀和对电影的无限热爱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削弱，正如他说的，他对那些对历史人心起推动作用的人和故事，始终关注，且心存敬佩。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导演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在体制下被异化的人们发出的反抗的赞扬。

 

陈凯歌的情怀始终是美的。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合适的讲故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赵氏孤儿》 好的段落是真好，淡的部分也是真的让人坐不住。

开头的谋杀、政变和搜孤救孤段落剧情紧凑，人物命运一直在牵着人往下走，确实做到了如海报上所言“尽管我们都知道结局，还是忍不住揪心到最后一分钟”。宫廷政变一幕的壮丽与惨烈，可以与大多数史诗电影杰作并列而无愧色。无论美工、摄影，还是台词和表演的考究都有效地撑起了影片的气场，当然，这是陈凯歌电影一贯的好处。

剧情从屠岸贾到公孙杵臼府上要人开始有些松懈，不过还有个小高潮在等着，那就是屠岸贾摔死孩子那“砰”的一声，在座不少女观众迸出一声尖叫。从此以后，剧力开始无可救药地走向松弛。

看得出，在程婴这个角色上陈凯歌做出了不少努力。此人显然是个奇人，既表现在他维护孩子的勇毅上，也体现在他别出心裁的复仇方式上，然而时代的变化，又必须给这个人找到新的动机，才能令观众信服。陈凯歌的努力斑斑可见，成果却难尽人意。程婴常人的一面被释放的过多，过碎，而英雄的一面却并未找到合理的解释，于是我们看到，影片的后半部分一直纠结在要不要让孩子上学、要不要保守父亲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秘密、要不要从军这样一些游离于题旨之外的情节线上。当然，可以说这是在借孩子展现两个父亲之间的争斗，可是这种争斗的张力明显不足，展现得也缺乏层次。

程婴和屠岸贾，一个是失败者，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郎中，一个是大臣，一个是门客，一个是恩主，这种关系本来可以经营处很多奇巧的场面来，可惜我们看到的尽是一段段淤积缠绕的琐事。就是这些不知所谓的情节，把陈凯歌电影中那些一贯华丽的台词拖累成了迂阔的抒情，把那些精彩的表演拖累成了鸡肋。即使如此，影片仍不忘在结尾用耳熟能详的“梦里团圆”段落强调程婴是个英雄，完全不顾情节和周围环境的合理性，这剧力与影片开始部分相比，简直是高台跳水般的落差。

其实照我说，不如干脆把成长的这一段处理成纯粹的喜剧，跟前后两段的反差越大越好，甚至可以发展到程婴一度想跟仇人和解的地步，然后再转折到悲剧，这样张力会更大。

影片的制作当然是很好，陈凯歌电影在这方面是一贯的高品质，从美工、道具到服装都一丝不苟，单看画面，绝对是一种享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单刀、筷子之类的器物上的毛病，算是瑕不掩瑜。另外，能不能别再让春秋战国时代大老爷们动不动披一身繁缛累赘的泡泡纱了？质感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出来吧？

作为动作片影迷，要好好夸一夸谷轩昭给《赵氏孤儿》设计的宫廷政变一场动作戏，快速而细碎的剪切是糊弄普通观众的大路做法，难得的是突围的空间层次明晰，人物关系清楚。而在此基础上做出了陷阱、宫殿中悬挂的装饰压倒众人、提车疾行突围等漂亮场面，就真的需要想象力和细致的心思了。这一场动作戏无悬念入选我的“年度十大动作场面”之列。

与剧情走势相映成趣的是，后面的迎击胡骑和屠岸府复仇两场打戏得简直惨不忍睹。跟胡人作战的场面完全就是不顾史实和合理性的乱冲，直接倒退到《岳家小将》时代，而且连那一点趣味都没了。复仇一场则是不管人物情绪和受没受伤，一律是华丽丽滴盘旋和翻腾。香港武指不懂战阵和虚张声势的毛病暴露无遗。

纵观整个片子，陈凯歌始终还是太有艺术腔调了一点，太文以载道了一点，哪怕这腔调里已经没有了内容，这文后面早已没有了什么大道，他依然还是喜欢那个端着的架子。他可以把一个很有文化的题材经营成一个漂亮的庭院，却总是忘了要给人留下一个进出的院门，只有他自己端坐在水榭中怡然自得。对于这个他宣称要去对话的时代，他终究还是隔膜的。

Ps.关于片中N个男人之间的对手戏，我不敢恶意揣测陈导的趣味，不过可以敬告广大腐女，你们的大批粮草到了。。。

（有不关键情节讲解，自认所有剧情透露不会影响观影乐趣，请各位放心。）

1

陈凯歌无疑是一个熟谙观众心理的导演，他总会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但绝对是在你最想不到时候。

比如说，你绝想不到《赵氏孤儿》是一部靠卖腐和YY的男人撑起来的大戏，那些不够腐或者不敢于YY的角儿们——即使他们是多么大的腕儿——都争先恐后的见了阎王，历史到底是有胆量的人来创造的。不管电影质量如何，陈导的这个立意已经让我很受用了。

但陈导毕竟是将近六张的人了，玩弄这些新时代元素，他还是欠缺火候。

《赵氏孤儿》绝对够腐，我大胆猜测剧本中那些卖腐的文字，都透出一股三十里外可闻的腐味。那些台词，就跟老王的表演一样，处处用力过猛，直白的让资深腐女也要脸红，生怕你看不出这是腐，这是在搞基。过犹不及，台词虽然生猛，毕竟只能过过嘴瘾，又不能真枪实干，非腐观众抓耳挠腮，腐女腐男大呼不过瘾，两头不着岸。比起《妙警贼探》《神探夏洛克》那种基情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微妙情调，陈凯歌真是大大落了下乘。

两大主角，都是YY高手。开场不到一分钟，老王就因嫉妒和野心驱使，凭空做起场面盛大的白日梦，才有之后的弑王杀相之举；葛大爷虽然身份低微，武功近乎没有，也敢凭借一点艺术家的天分在纸上翩翩起舞，大肆YY十五年后的壮举，要没有他那大笔一挥，哪有最后的拔剑相向。这两次YY，都在影院引起了哄堂大笑，看似显得唐突，但陈凯歌的用意正是如此，如此严肃的杀戮计划都能处理的如此爆笑，那么影片后半段大量的雷人笑点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2

一部影片保持一个统一的风格很重要，但有时候导演的这种职业追求效果适得其反，典型的例子就是笑满全片的《无极》。而像《赵》这样只让你笑上半段的电影，大有在前半段可圈可点的例子，有两处让我觉得十分惊喜。

一是谋反。从策划谋反开始，一直是以老王的乱党视角叙事，立刻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张力，蚊子杀人，这个概念已经很新奇，让观众翘首以盼，甚至不自觉站在乱党一边，希望他们计划成功。而到了实施当日，蚊子出动，叮咬之际却遭遇一拍，顿时埋下一个刺杀是否成功的伏笔。这里陈凯歌故意拖延，吊起观众胃口，因而当王顺利倒下时，观众难免会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但随后“听遗言”、大批守卫出动，又是之前计划中没有交代的，立刻将影片带入紧凑的搏杀，这个段落既遵守了“告诉你计划，但绝不是全部”这样的叙事原则，又相当合乎现实中的情理——相国自然有武功高强的守卫，必须要大军压阵才能灭口。

之后的情节依然不落俗套，按理要拍这种宫廷血洗戏，制造出一个极其惨烈的杀戮过程，表现一方完全被灭也就过关了，但陈凯歌加入了二次转折，他让相国一方的几名武士拼死相救，还利用屋顶吊饰等物件一度几乎扭转了局面，同时又对武士的誓死护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观众的心理天平不自觉的倾向了相国一方，希望他们得以逃脱，这种预期在马车逃亡时完全达到了顶点。但随后情节就急转直下，车轮断裂，弓箭兵埋伏，陷阱等待——这些安排既是戏剧的高明，也是现实的必然，你想乱党怎么可能连这点思虑都不周全？整个阴谋实施过程始终紧紧扣住人心，没有丝毫松解或者出戏，相当出色。我唯独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最后马车坠落，烟尘弥漫之际就该收尾，但影片中还加入了一个表现相国和车夫身中多箭的镜头，显得多余，省略的表现在这里应该更大气。

二是三人争夺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到底让不让葛优抱走，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戏剧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过程十分巧妙。先是让三人表明态度，然后陈凯歌用一段长镜头拍摄了三人在走廊间的争夺，这种争夺并不是激烈的，甚至是有点儿戏的，以黄晓明的武功，要杀一个弱女和一个老医生易如反掌，但二人都没有受伤，因此这里已经表达出了他内心的两难，也为之后的转折埋下伏笔。

随后黄晓明夺到婴儿，却因为一个十分奇妙的意外得而复失，婴儿重新回到葛优手里。在这里矛盾达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顶点，黄晓明拔剑相向，表示他心中保命的一面已占了良心的上风。合理解决一个这样的矛盾，是很考验编剧功力的事，最佳的效果是“观众死活也想不到，但一旦影片交代了，他们又会觉得高妙且合理”。而本片里这个矛盾的解决恰恰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一方面，也许是我愚笨，但我的确想不出更合理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这样的安排为后续的夺孤和复仇情节完美铺垫，如果没有如此牺牲，之后葛优的行为动机就不再合理，观众也不容易被剧情感染。

好的电影激发观众的思维乐趣，而不是侮辱观众智商，后者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赵》毕竟还是在前者有所贡献。不管电影中还有其他多少滥俗的桥段，这两处之妙还是让它整体保持在了水准之上，陈凯歌毕竟还是陈凯歌，虽然不复当年。

3

同样是在前半段，还有两处令我颇不满意。

一是老王识别真假赵孤的段落。一开始他的判断接近于名侦探的水准，唯一没有到场的婴儿父母必有猫腻，这是个极其精准的推理。直到挖开墙壁之后，面对抱着自己孩子的女人，他说“你为什么抱着别人的孩子”，这又是一处洞察力的体现。至此，稍有头脑的观众都会被说服，老王已经识破了“假赵孤”的诡计，就看陈凯歌如何圆场了。可惜陈凯歌并未给我们一个如上述第二点那样的精彩收束，葛优的一个双手奉送，登时让老王信服。

陈凯歌大概也意识到过于牵强，在片尾又做了一番解释，老王说他“一开始都怀疑，只有到了葛优亲自献孤才完全相信”，但是这样的解释反而更是令可信度雪上加霜。大家试想，如老王般心狠手辣，做大事不拘小节（他曾威胁要杀死一百个婴儿）之人，既然已有怀疑，怎么会不保险起见，“把两个孩子全杀了”？他后来在养育赵孤时，还特地身体力行的给他上了一堂“不要信任何人”的课，细细想，简直是自打耳光。

二是群众演员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众父母跪地一场，寅时是最后通牒，他们深知老王掌握所有孩子生死，应该是极度忐忑不安的，而当老王开门宣布“寅时已到”时，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呼天抢地的表示，所有人都是直勾勾的盯着镜头，他们此刻应该以为自己的孩子即将性命不保了呀。

同样的，在之后宣布“你们的孩子得救了”时，也没有出现众人欣喜若狂的情景，虽然陈凯歌迅速把镜头切走了，但还是可以看出所有人始终是一副龙套相。倒不是说对龙套的演技要求有多高，毕竟他们也只是吃盒饭而已，但陈凯歌既然安排了这个情景，总也该适当表现出一点符合情景的人物行为吧？而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表现群众对于强权的恐惧的话，那么一开头的磕头、求喂食又是为了什么呢？

4

影片的结尾和《无极》颇有相似之处，杀不杀，谁杀谁，如何杀，这些问题互相交织，变成了一个无比复杂的情境，其迷局比之前的真假孤儿的戏码更让人思维打结，而孤儿的心理和行为转变也显得比较仓促，仿佛了为了匆匆收尾而作。虽然陈凯歌在现场发布会上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观众其实并不认可影片结尾的逻辑。

《赵氏孤儿》中大部分转折都合格的增加了戏剧性，但当这种转折太多的时候，却反而无法建立起足够的可信性，尤其是当结尾连笑场都少了的时候，让我觉得倍加无趣。

文/方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