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

笑与泪，是情感的两个极端，如果能把这两个相反的效果集成在一部作品中，好像是很难的——中国民间一直这么认为，因为这类似“水火不相融”的东西融合了，从而证明创作者的水平非常之高。 用更感性、更形象的标准评价艺术，这本无可厚非，如果把这种标准作为通用标准甚至最高标准，就会流于浅薄了。而这种浅薄的标准，在中国民间一直非常盛行。比如，对《大话西游》的评价，一直在缠绕于笑和哭，用各种各样的花式来证明笑和哭的程度，似乎笑得越强、哭得越烈就证明作品越好。 从创作角度看，让观众又哭又笑，很容易做到，只需要一个笑点、一个哭点就够了，如果还嫌不够的话就分别两个，或者继续增加。而笑点与哭点之间，是否有情感关系，是否符合生活常理，是否相得益彰而又浑然一体，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所在——对于这些过程而不是哭笑的判别，是一些观众力所不逮的，所以他们索兴不想那么多，反正他们站在了多数人的一边。 笔者第一次感受笑与哭的组合，是中学时一位老师的演讲。他先讲了一个笑点，儿子在称呼上占他老子的便宜，是传统相声的糟粕；之后的哭点，生病的母亲早起帮儿子做早餐，是“感人”的常见桥段——最常用的内容机械组合，简单容易，谁都会。类似的，《大话西游》的笑点与哭点，都是相互孤立的——虽然总有影迷出于盲目与崇拜去生拉硬扯、过分解读，但是总经不起三下五除二的反驳。 如果说《包氏父子》笑中带泪，或者先笑后哭、寓庄于谐、五味杂陈、难以名状，是客观的。影片的重心是情感，既让观众体验人物的情感，又激发个人的情感。 父子二人，都是情感主导行为，很少的理性，因为他们接受了错误的教育。父亲对儿子的放纵，是因为孩子母亲的早逝，这似乎符合中国民间的历史悠远的风俗：因为珍惜而溺爱。后果，却是儿子的骄宠。儿子对父亲的态度肯定不是父亲希望的，他却能够忍受，他到处哀求别人，只是为了满足儿子。儿子似乎是父亲的唯一生活目标，而且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为了儿子，他可以哭，可以叫，可以忍受嘲笑，可以遭受欺凌，他甚至准备去偷，儿子的需要险些压倒他最后的良知。父亲的这些错误，不可能教育出好儿子，儿子的错误滚雪球般越来越大，直到父亲连哀求的机会也没有了。 虽然影片的重心是情感，但本片却非常容易引发观众的思考。除了对传统家庭情感模式的怀疑与否定，观众还会很自然地思考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表少爷”之类的人物引导着观众去思考。其他阶级的人接受了什么教育？他们会怎样教育自己的儿子？贫困兄弟对老包的善意安慰是帮助还是误导？小包是否本来就不应该上学，至少不应该进入贵族学校？ 笑或泪，如果伴随着深入的思考，才是艺术作品追求的效果。

《包氏父子》里的攀比之风，教育失败，以及穷人上升之路被卡死的事，虽然发生在30年代的旧社会，但现在依旧存在。

每个人年少时都有爱慕虚荣，喜欢攀比的阶段，像包国维一样，跟富家同学比穿着、比排场，讲究一个少爷做派。

回到家，面对家徒四壁，还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不起穷朋友，瞧不上穷邻居，路上碰见父亲跟自己打招呼还嫌他丢人，把自己当做有钱人家的子弟。

在二代身边，拼不过脸面，那就做一些出格的事换取圈层的认同，如拧女同学大腿，替富家少爷打架，为他们讲义气，逗他们一笑，请他吃顿饭，让他加入球队，就以为自己与他们是同一阶层了。

殊不知，别人只当你是小丑，真出了事，郭纯洗把脸，仍然是少爷，而包国维则要被开除，回到树先生的生活，让老父亲的腰一辈子都直不起来，自己也是灰头土脸，维护了许久的所谓少爷面子，一下子被摔的粉碎。

导演在表现包国维的虚荣心时用到了对比和比兴的手法，如电影一开场出现的并不是角色，而是一双双鞋，通过不同的鞋反衬包国维的自视甚高，对草鞋鄙夷不屑，穿布鞋用力踢门，换成皮鞋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跨越了阶级。

而包国维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父亲老包的陈腐思想与无限溺爱，老包整日活在梦里，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总是找借口骗自己。

包国维书念不好，人没学好，他不愿意接受眼前的败家子跟自己想象中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一样，拼命地宽慰自己，认为那不是包国维的错，就连包国维把人打成重伤，被学校开除，他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也能够开阔视野，但将视野用不到正向上，便是百害而无一利，而教育也不能活在幻想中，被糖衣炮弹所迷惑，不肯回到现实。

《包氏父子》娓娓道来的不仅是那个年代的故事，更是现在振聋发聩的呐喊，长大不是书读多少，教育不是予取予求，老包的悲情也是社会的通病，这个病以前没治好，现在依然顽疾重重。

穷人的上升之路是读书，可教育却成了有钱人的后花园，他们在里边争奇斗艳，普通人只能远观，靠近一些都会被赶走，老包省吃俭用供包国维上学，一个月只赚七块钱，而一套制服就得二十块。

钱压倒了老包，也让许多跟包国维一样年纪的孩子只能扛大包、做学徒，本该在教室里声声入耳的他们却大字不识一筐，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什么跨越阶级想都不敢想，只求三餐饱腹就已是莫大感激。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上什么学校按地段来划分，入高等学府须拼背景和财力，即便考入了好大学，还要面对学术妲己与多情纣王，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教育成了奢侈品，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慢慢成了一张永远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这才是最滑稽可笑的事。

《包氏父子》是讽刺艺术，但现实远比电影辛辣，辣到让人直掉眼泪。

学不好，就是电影里一样。

学会了，就是孔乙己。

学好了，无非再多一个老爷罢了，继续在金字塔上镇压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也许有人会说，***自己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吗？当然，***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在1939年还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一点东西就“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甚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把自己“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所不需要的，也不可能对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然而，自古以来，由于脱离百姓群众，脱离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常常是“知识分子”、“读书人”的通病。 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毛泽东一直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当然，对于那些从根本上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知识分子及其言论，***是毫不留情地用犀利的笔锋揭穿他们在花言巧语掩饰下的反人民本质，但对于所有愿意为人民做点好事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所欢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开导知识分子，有时候也用一些相当辛辣、尖锐的批评，目的是要让他们抛掉那种虚幻的优越感。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