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达，你往何处去？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态度。一战以前，虽然大仗小仗不断，然而在西方，从上到下对战争的态度远比如今积极。年轻人被鼓励参战，穿上漂亮的军装，被民众夹道欢送，还有姑娘们的飞吻和鲜花，如果能在战场立功就飞黄腾达。这样的对战争过度美化的憧憬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第一次全民战争，战争不再是分工明确的活儿，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的界线变得模糊。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范围阔大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征兵宣传和酒馆牛皮家们吹嘘的那么令人心潮澎湃。人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是缺胳膊断腿，是骨肉离散，是物价飞涨和饥馑，是不尽的白虱和传染病，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散发的恶臭，是日以继夜朝不保夕的提心吊胆。

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厌战反战情绪一路高涨，近现代最能打的美国人也在越战时代喊起了make love not war。人民表示不要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了。

战争这个始终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巨魔，在核威胁下终于大规模偃旗息鼓。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作品社会舆论每年不厌其烦地在封印上打卡盖章。LOVE & PEACE成了绝对政治正确。

而《艾达怎么了》一片的背景，波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波黑战争时，我年纪还小但新闻里总提到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这些名字真是想不记住都难。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这场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很多关于该战争具体的残酷的细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才慢慢被揭露开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固然耸人听闻，但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仅一年之隔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在数量上更惊人。离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的卢旺达大屠杀使得前者变得相形逊色。然而屠杀对于受害者及其遗属并不只是数字，当事人所受到的苦痛从来是不可比较的。

关于卢旺达屠杀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在看《艾达怎么了》时我好几次都联想到《卢旺达饭店》，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针对平民的屠杀。而是两片都着重提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

这里我首先要替UN辩解下，UN从来就不是什么实权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维持和平的松散组织。组织和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北约就算联盟，但UN不是。UN的维和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当冤大头对抗地方武装从来不是UN的职责义务！但世人似乎很多都怀错信，觉得有UN在，那事情就有人兜底，总有大国们替自己主持公道。问题是，凭什么UN非要来给你兜底呢？

听上去很残酷，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责任和义务是一对表里，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而道德从来不是责任。UN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长期和平不打仗的大国，对于贫弱战乱的小国UN更像是个慈善组织。

当然有人会说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巴尔干的分裂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造了孽谁就该负责。可当殖民势力撤出，种族分裂已然形成时该怎么办呢？世界的车轮向前滚动并不不会为了只有道义占优的人而有所停留。

当艾达伸开双臂企图把丈夫儿子挡在背后的小房间里，朝着不想救助他们的UN维和部队怒吼时，我只觉得可怜，这就是把性命托付予他人的悲哀。维和部队来自其他和平国家，蓝盔士兵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各自的人生。片中给上校开车的士兵曾说道自己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他的家庭和生活都在荷兰。凭什么要这些吃用本国人民税金的异国士兵为了一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去甘冒生命危险呢？战乱地区，维和人员自身难保的情况很常见。

看过《卢旺达大饭店》的观众都应该有印象，大屠杀恶化的一个拐点就是比利时部队的退出。而比利时人撤出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被杀了。图西族人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

在波黑战争中，拥有着最多人口比例的穆族人却占着最少比例的土地，没有像样的军队，缺乏自卫能力。艾达因为害怕引来塞族熟人的仇杀，把家人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都毁掉。双手抱头被装牲口一样装上车赶进大礼堂被集体枪决的穆族老百姓难道不热爱和平吗？去跟塞族谈判的三个市民代表没有一个参与政党，校长只想教书，商人只想做生意，这难道还不够和平吗？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战争所害的命运。

什么招致了这些和平者的死亡呢？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答案我们是避不开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热爱和平，大家都不想卷进战争。

一战过后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所以纳粹德国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时，英法虽然跟波兰有安全保证协议却还是全程装睡。谁想打仗呢，你是战争狂吗？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和平”的。顺从的犹太人排着队去洗澡。直到盟军打进集中营才发现，好家伙，还有这？可即便到了现在，头脑清醒的西方人都明白，盟军为什么会攻击纳粹，根本原因可绝对不是为了解放犹太人。哪怕文艺界再不厌其烦地拿着集中营做文章，也改变不了一个冷峻现实，拯救犹太人只是盟军顺便完成的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在二战吃到大苦头的犹太人，战后终于意识到钱赚得再多没有武装保护，那就是在帮下一个加害者赚钱。他们痛定思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从此世界上有了个名声在外，仇恨度不低，不讲政治正确，但谁都不敢惹的国家以色列。也许现实如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浴室里醍醐灌顶，金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委曲求全的爱与和平只会成为装点坟头的美丽鲜花。

近年来我经常看到欧洲人嘲讽老美听到石油就打鸡血，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弟兵派到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去欺负别人国家的老百姓。这种针对美国的嘲讽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可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格局，热爱和平的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正逐年减少。旧势力撤出的地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空。卢旺达屠杀，波黑战争其实都是这种真空导致的灾难。为什么塞族可以把比自己人口更多的穆族吊起来打？因为塞族背后有南斯拉夫，而其他两家只有UN聊胜于无的空头支票。比如片子开头总也等不来的空袭打击。

片子看到后面我不禁想，艾达的孩子们如果真逃进了森林打游击，存活率是不是比在难民营里来得高多了？有枪有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给了难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让本有一线逃生机会的人双手抱头交出了性命。这样的说法也许太冷酷太事后诸葛亮，但这里头有个道理是颠簸不破的——交给了外人的性命就不由自主了。

大马士革爆炸后，马克龙去叙利亚时被群众拦道抱住告御状，叙利亚人哭诉他们受够了贪污无能的当局，求法国人回来接管。马克龙表面上十分动容，心里算盘打得可响。传统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美国人玩代理，驻军赔钱完了还要挨舆论骂，谁都不傻，这种接盘侠狗都不当。叙利亚的国泰民安干嘛要法国人来维持？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好日子不过，非要被自家白左媒体追着戳了脊梁骨骂，欠不欠啊？

你为什么不热爱和平？

在这样热爱和平的大环境下，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会有什么遭遇是可想而知了。人们厌恶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又无人愿意涉手，仿佛如今国内，哪儿有老人倒地立刻周围形成一圈真空，家里没矿都不敢扶。扶还能扶出一身麻烦来。法官要问你，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呀，你可怎么回答？

屠杀的受害者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理由可以是千百样的，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谁让你那么好杀。UN的军官要赶走艾达的家人时，呵斥她“难道要把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道德情操再高尚的外人终归是外人，没有外人吃饱了撑的为你去死。

金钱和委曲求全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可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中，维持它的不是美丽动人的文艺作品，而是核武器。和平建立的基础不是绝对不战而是能战而不战。理想主义者鼓吹的单方面主动放下武装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有可能招来祸端。过犹不及的和平主义恰是对和平的威胁。

立场鲜明的战争片，记录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痛。这几天有个中国大学女教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惹来网络众骂，很多人说这名女教师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应该被严惩。而敌对势力美国却硬生生地制造出有关新疆人权的谣言，其中不乏一些屠杀质控。很多涉及人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如此争议，人性中的残忍是不可接受的，屠杀是人性丑恶的极致浓缩，而政治却更加无底线地利用这种“残忍”激发出更多残暴的相互仇视的人性。其实，分出我们、你们和他们，或许就是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根源。我比较喜欢此片结尾孩子们的脸和动作，他们只代表了孩子，以及望向世界的眼睛。影片还是极力想还原出当时各方人性的真实，塞军不用说了，是主要的被控诉方，联合国军呢？丑恶懦弱的自保心态，在威胁面前其实也是最真实的表达。其实就连女主，我们的翻译，还不是除了歇斯底里地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于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性忽略，这是这部片子值得尊敬之处。历史事件中，只有亲历者才具备评判权，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记忆也不一样，或许都觉得自己所述才是真实，实际有多少，或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方，别人是加害者，实际都是情绪和命运的俘虏。结尾字幕是无声的，愿逝者安息，愿每个人看到的是珍惜和悲悯，而不是愤怒与是非对错。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後五強，《突襲安全區》以1992至1995年間波斯尼亞戰爭為題材，寫實地呈現1995年安全區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難民悲劇，敘事節奏明快，劇情簡而有力。

戰爭期間，聯合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城是禁止交戰的安全區域，難民紛紛湧進基地，亦有大批難民無法進入基地而鼓譟，然而塞爾維亞共和國軍卻對聯合國的命令置之不理，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亦與難民一同陷入孤立無援，擔任翻譯員的艾達既打算將丈夫和兒子帶進基地，另一方面卻身不由己，翻譯各種對同胞不利的訊息，陷於職責與道義的兩難。

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於這場戰爭顯得陌生，電影以簡單幾筆呈現安全區內眾生相，迅速入題讓觀眾代入背景，面對龐大的議題，導演的處理顯得冷靜克制，沒有過多的戲劇化場面，相反電影更像一套紀錄片拍攝女主角周旋不同持份者，勾勒女主角既保有私心希望長官批准家人進入基地的焦躁情緒，又被迫翻譯不利信息的無力感。

電影並非以難民為主軸展開故事，透過女主角飾演的翻譯員單一角度出發，反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拉扯，觀眾得以從中立角度切入了解歷史的多面性。女主角起初公器私用要求長官讓自己家人進入安全區，老實講角色並不討好，但後來劇情發展下聯合國在事件當中的無能為力逐漸被放大，她的家人若在基地外必然會遭受生命威脅，即使她遭詬病亦要多返周旋於長官中談判，感受到她作為母親堅強不屈的一面，亦凸顯出在戰爭下，即使擔任聯合國職員亦無法絕對保全家人性命，「人人生而平等」在這時候就顯得相當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以戰爭為題材，卻缺乏任何槍林彈雨的鏡頭，所有塞爾維亞共和國軍的槍殺場面置於鏡頭之後，死亡或許突如其來，身處於所謂安全區的難民亦必須惶恐渡日。亦因如此，片尾筆鋒一轉，沉重、無力感才能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導演依然選擇克制地呈現這場人道災難，空鏡頭讓我們反思這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多年的人道災難，或許就在異地再度上演著，我們可以做甚麼來避免？

電影以靜制動，接近零配樂，毫無冷場，全文戲亦能讓觀眾緊張得喘不過氣，是近期不可忽視的一套佳作。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小说写的很辽阔。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艾达去认丈夫与儿子的尸体时，我才第一次眼睛湿润了。当时我想，或许是这部片子的每一分钟都过于沉重，才没有一个集中的“泪点”。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汇演的台下，曾经痛苦迷茫的脸如今已经苍老，露出欢欣的表情，我也在感恩和平的心情中愈加难以自抑。屏幕暗去后的“献给斯雷布雷尼察的女性和他们的父兄子孙”彻底引爆了我的情绪，一直哭到影厅里灯亮起。哭得很压抑，或许一如片中所有斯雷布雷尼察人。

看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政治博弈、军事力量的绝对话语权、宣传、民族、宗教、仇恨、幸运与不幸…发生在远山与春树、嬉笑的孩童近旁的屠杀。又想到现在，枪火仍灼灼不绝，苦难也从未远去。无力的依旧无力，叫嚣的仍在叫嚣。无辜的隐忍，与胜利者罔顾道德的粗鄙自得，仍然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更新：

看别人的影评才知道，汇演台下居然也坐着曾经的塞军，我好麻木。也有人和我一样麻木吧。

于是想起一些细节：

若无其事和Aida打招呼的塞军是她曾经的学生，在她的丈夫儿子被赶上车时死死地抱住她不让她过去，或许是仅存的良知吗？曾经的邻居强硬地分开一对夫妇，这个场景给我强烈的既视感，是纳粹？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东德？wg？当然也或是哪起我匆匆瞥过一眼却忘了名字的悲剧，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悲剧的集合。如此看来，记忆与记录是太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