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

看《敦刻尔克》的时候，以为那会是部像《拯救大兵瑞恩》或者《辛德勒名单》式的好莱坞大片，没想到诺兰玩起了结构和电影时间，完全违反好莱坞的创作规律，那当然是部好电影。不过看《敦刻尔克》之前如果看了《至暗时刻》，会更好的理解那部电影。

《至暗时刻》的故事并不复杂，讲德国在二战中不断侵略欧洲国家的过程中，英国面临和解和对抗的选择，国内保守派步步紧逼，而丘吉尔以其个人的意志和领袖魅力，说服国会继续对抗法西斯，最终英国在为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

对丘吉尔这个人，我听过一些趣事，也看过他写的散文，据说他还会画画。他除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至暗时刻》中刻画的丘吉尔，是他在1940年内的关键时刻下的一段时间的事情。正是因为面临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独特的魅力。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是个爱家爱国的人，虽然晚年的他脾气古怪，初次和莉莉·詹姆斯主演的打字员见面，就呛得她委屈地说不出话来，但他和妻子，仍旧充满温馨的爱。电影中也讲了她妻子回忆讲述的一段往事。

《至暗时刻》剧照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仍旧看得清大势，当保守派打算和解的时候，他明确的说明，坚决不允许希特勒那个独裁者继续下去，他明白不管英国多么危险，一再容忍地退让，只能让这个世界陷入混乱。

他不断研究战争形势，并做出有效的部署，包括发电机计划（敦刻尔克大撤退）。当他被逼地快要接受妥协的时候，国王看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开始支持起丘吉尔来，对于战争的事，他让丘吉尔去问民众，而当民众说出永不妥协的时候，他从人民那里获得了力量。

伟人就是伟人，懂得从人民群众中借势。

电影对丘吉尔的刻画是出色的。

首先，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有始有终，他从当选首先开始，就没打算妥协，一点也没顾忌到保守派的意见，并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

其次，这个人物的癖好和人物本身结合很棒。可能丘吉尔在生活中就是那样一个人，对打字员要求严苛，生活中不拘小节，慢悠悠抽着雪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点惧色也没有，一直给人民带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又会感觉到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存在。

英国人写过《纸牌屋》，也拍了剧，后来美国翻拍，火遍全世界。《纸牌屋》揭露了西方政治的暗黑，岂不知，在中国政治面前，简直是小儿科。毕竟在中国有些人物我们是无法坦坦荡荡评论的。我们一概不知。

丘吉尔这个人物在电影中随着时间的推动，所经历的事一波三折。最打动人的是他到了民众中间，他去坐了地铁，并收集了民间意见。故事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这才是个真正的领袖的样子。

看了这部电影，没感觉到那是至暗时刻，反而觉得是黎明前的黑暗。

而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却让人感觉这个冬天无比的寒冷、魔幻和黑暗。

《至暗时刻》剧照

丘吉尔是个英雄，英雄的诞生自时势，也得有沃土。

加里·奥德曼演技绝佳。

《至暗时刻》讲的是二战期间，丘吉尔如何克服困难、异见，号召民众积极抗战的历史片段，时间上与《敦刻尔克》完美衔接。人人都在夸男主角加里-奥德曼演得好，“全身都是戏”、“教科书式”、“听力材料”、“奥斯卡稳拿”，可是摹仿喜怒哀乐、控制身体尤其脸部肌肉、恰当吐字……不过是一个实力演员，尤其是接受英国舞台剧反复训练的演员的基本功。如果单纯列这些点，谁并不比谁差多少。

加里-奥德曼最称道的地方在于，他对角色有着系统性的认知和构建，这来自于他对戏剧的领悟力和艺术修养。而且他的构建是成功的，他把自己缩小为零，并把角色以一贯之。

如果把情节称为政治人物形象的血肉，那么筋骨则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出演政治人物，如何演好最关键的几场演说。如何调度身体，增强语言感染力，演讲间的细微情绪流露如何应和“来自现场的回击”，演讲开始和结束瞬间如何刻画人物内心的张弛。

第二个是，政治人物做出选择的时刻，选择分两种，一种是当下即时的，比如“我们需要把情况告诉人民吗”那段，丘吉尔盯着对方说不要。一种是重大历史拐点的抉择，算是高潮戏，表现他的坚毅、魄力、反复的自我怀疑、迷茫、痛苦、孤独。

演讲和抉择只能体现政治人物的魅力。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是，如果摘除特定历史空间，他如何让我们相信他饰演的就是丘吉尔，而不是罗斯福、斯大林、铁托，要知道政治大拿都会煽动，都会抉择，都有魄力。这得益于加里对丘吉尔性格特点、行为习惯惟妙惟肖的摹仿、捕捉和精心演排，哪里找打火机，哪里喝酒，哪里“丘吉尔瞪”……这些琐碎细节构成人物的灵魂，包括他的情绪化、自言自语、与他人关系的疏淡，以及在字句细节上的较真。丘是唯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当我们看到他对用词反复琢磨的专注，听到他张口而来的诙谐段子传达出的乐观，就会意会到这是丘而不是别人。

也因此，夸赞男主演技好，不能忽视这本就是一出独角戏的剧本，给予他巨大的空间，还有优秀配角给戏，尤其来自戏剧演员斯蒂芬-迪兰饰演的哈利法克斯子爵，片中唯一对手。来自镜头对戏点的捕捉，化妆，剪辑，甚至摄影的烘托，于他也是一种成全。

工整的剧本其实无突出之处，国内影视剧表现毛爷爷也常常这般设置，（高瞻远瞩，演讲，被质疑，被边缘，反对有效，取得胜利。历史题材，不怕这样笼统的剧透。）正因此，表演对这部电影来说意义越发重要了。

电影除了表演以外，我觉得基本都相对普通，相对。但敦刻尔克前夕，英国在抗战还是和平谈判之间的抉择，是现代文明之光，没有不屈服于独裁和霸权的英国，就没有欧洲的现在、世界的现在。故强烈推荐观看。

如上是非常浅显的东西，是我拿到一个片子，去关注每个角色时必会想的基础步骤。我会基于这个步骤做出更深的解读和判断。在这里写出来，我只是为了讽刺那些信口开河、乱下定论、跟风、当你细问他却支支吾吾谈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家伙。我们说空话说多了，大家互相抄袭，却不好好的去分析细节和样本，这样很不好。

这个Victory剑指奥斯卡

《至暗时刻》的亮点也真的只有狗爹的表演了。

最失望的是剧情吧，看完以后觉得丘吉尔执政主要靠吼，电影为了展示丘吉尔/狗爹的魅力，已经完全放弃讲历史的逻辑了。

看电影的时候我的脑回路是这样的。（这不能算剧透，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一切。）

张伯伦被弹劾下台。

—为什么张伯伦要下台？

小黑屋让哈利法克斯继任，但本人回绝了。

—为什么哈利法克斯会拒绝做首相？但后面又存心把丘吉尔给做掉？

工党支持丘吉尔做首相。

—工党看中了丘吉尔的什么？

丘吉尔上台以后，坚持主张要反抗。

—为什么他认为值得殊死一搏？电影给出的解释就是丘爷爷教导小姑娘——做人要有courage，爱拼才会赢。这样就把历史归因简化成个体的感觉、气质与性格，充满了偶然性。支持丘吉尔主战立场的历史事实、政治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什么？电影回避了这些问题。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主张议和。

—问题和上面一样，电影没有试图为他们议和的主张铺垫一点点历史根据。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是老政客了，丘吉尔看得出来墨索里尼靠不住，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电影并没有为这两个人设置强有力的动机去主张议和。以致于三人在战时内阁争论的戏，主要靠演员的演技在撑，因为台词真的太苍白了。“试试墨索里尼吧。”“说过多少次了，墨索里尼靠不住！”“你是说你真的不会考虑墨索里尼吗？”“不考虑！”然后摔门而出，除了情绪，观众看不到各自政治主张的理由是什么……

至于地铁群众戏和外阁演讲的戏，就是剧情全面崩盘的高潮。这两场戏的坏，不在于矫情，而是它尝试给丘吉尔的主战立场以合法性，但这个合法性又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很多人都赞成打仗，所以打仗就对了。

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应该能贴着历史的脉络去讲述历史。而不是因为历史证明了他是错/对的，我们只要记住结论就可以了。他为什么是错/对的，当时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正确的决定，这些就没有讲的价值了，并不是这样的，回答后面的这些问题正是历史地理解人物的关键，让人物从历史神话变成活生生的可以被理解的人的关键。而《至暗时刻》显然是不希望观众像我这样提那么多问题的，它希望观众记住结论，不要质疑，要去崇拜银幕上的丘吉尔，感受他的暴怒、孩子气，这是光环和魅力，要沉浸其中。太多问题会影响你感受电影的美。

总而言之这不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传记作品。但会是一部不错的丘吉尔/狗爹迷弟迷妹迷汉迷婶作品。（但还是会为狗爹的奥斯卡打call的！）

乔·怀特本来是我很喜欢的导演，因为他的电影语言很风骚。《至暗时刻》里，他的那些胡里花哨的东西都不见了，痛心疾首。如果想感受一下可以看《赎罪》和《安娜·卡列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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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

本文不算影评，只是个人的一个小的观影笔记。

今天去看了《至暗时刻》，一部关于丘吉尔的传记片，导演是乔·莱特，主演是加里·奥德曼。

先说说整体观影体验。总体而言，影片节奏很快，尤其是频繁出现的时间点提示，都在营造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感。影片的配乐使用了大量的弦乐，很像约翰·威廉姆斯或者汉斯·寂寞的早期配乐，旨在营造史诗感，这种配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很容易使人热血沸腾，融入影片的情绪。不同于以往的丘吉尔传记片或相关影片中的丘吉尔角色塑造（参考《丘吉尔》（2017）、《王冠》第一季、《国王的演讲》等），《至暗时刻》发掘了丘吉尔大量幽默的一面，比如和妻子撒娇、要见国王时紧张的吐槽以及在厕所面对掌玺大臣电话时的发脾气，正是这些轻松却不出格小幽默，很好地缓解了影片中紧张压抑的气氛，让观众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故事层面，影片讲诉的并不是丘吉尔的生平，而是截取丘吉尔在二战前期临危受命接任首相到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影片用一场演讲开启大幕，工党党魁艾德礼咄咄逼人地质询时任首相张伯伦的昏庸无能，要求其立即辞职，背后的议员一边鼓动着手中的稿纸一边大喊「Aye」。彼时，德国纳粹闪电袭击比利时，直逼盟军而来，法国已经岌岌可危。工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但拒绝张伯伦的领导，首相一职成为烫手山芋。保守党只得派出唯一受工党认可的丘吉尔担任首相，此时的丘吉尔已经66岁，因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之役的失利而在党内备受排挤，没人看好他。此时的欧洲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内阁之中一片看衰，以前首相张伯伦和外相哈利法克斯为首的等人主张与纳粹和谈。内外交困，丘吉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这样的励志传奇故事在每年的颁奖季上显得很套路，但自古套路得人心，好的故事，即使套路，依旧能引发共鸣。

多变的加里·奥德曼

表演上，加里·奥德曼的表演无可挑剔。说话前嘴唇微张和细细颤抖，说话时像含了一口水一样模糊不清，演讲时声音却沉稳有力，微微佝偻的脊背，时而不记得刚刚说的话。从动作姿态到面容神情，加里·奥德曼演活了丘吉尔。不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邪恶癫狂的警察，不是《惊情四百年》里恐怖鬼魅的德古拉，不是《哈利波特》里敦厚慈祥的教父，更不是《蝙蝠侠》里正直勇敢的警长，而是丘吉尔，是既放肆又可爱的普通人丘吉尔，是苍老又坚毅的一国首相的丘吉尔。另一方面，由于聚焦于丘吉尔，除了秘书伊丽莎白·莱顿之外其他人物的塑造就略显不足。以乔治六世为例，影片前半段着重描绘了乔治六世对丘吉尔的厌恶和恐惧，但后半程丘吉尔陷入是和谈还是抵抗到底的困境中时，乔治六世突然转变态度支持丘吉尔。虽然史实的确如此，丘吉尔的人格魅力也感染了国王，但影片在此处的留白略显突兀，需要不了解历史的观众脑补国王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心里斗争转而支持丘吉尔，或者观看《国王的演讲》才能了解全貌。

加里·奥德曼版丘吉尔

上面我说了《至暗时刻》是一部很套路化的电影，我并不是贬低此片，反而本片在传统的传记片里将这种套路运用自如，使得影片整体流畅耐看。这与导演乔·莱特多年拍摄英伦经典的经验密切相关，《至暗时刻》有着很浓厚的英伦导演的古典气息，不同于美式传记片的大开大合，影片始终在室内场景里打嘴仗——唇枪舌剑，短兵相接。另一方面，本片是一部对仗工整的励志传奇，影片中有多处伏笔，镜头、剪辑、场景、调度等细节方面也花了心思。比如影片中两段慢镜的对比最为突出，这段手法似乎是导演《赎罪》里敦刻尔克片段的延续，通过这两段的对比，导演快速交代了影片气氛的变化——从和平祥和的安居乐业到战争来临的乌云密布。还有在上任后第一次发表演说时，有一盏亮着的红灯。整个房间都是红色，丘吉尔坐在灯前，神情凝重。整个灰暗的红色房间，既显示了丘吉尔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又暗示了丘吉尔内心的不安。影片的剪辑也值得一说，比如莱顿闭眼流泪剪接飞机轰炸，飞机轰炸地面渐化成士兵的脸，都超乎观众的预期，体现了战争的残酷，为影片基调中注入了一丝悲剧色彩。

整个灰暗的红色房间，既显示了丘吉尔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又暗示了丘吉尔内心的不安

莱顿闭眼流泪剪接飞机轰炸

《至暗时刻》不算神片，但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片，尤其是其中加里·奥德曼出神入化的表演。最后将丘吉尔的演讲里的几句话送给这几天处于「至暗时刻」的国人——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

《至暗时刻》与下面几部片对比着看更好。

国王的演讲 (2010)

8.4

2010 / 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 剧情 传记 历史 / 汤姆·霍伯 / 科林·费尔斯 杰弗里·拉什

王冠 第一季 (2016)

9.3

2016 / 美国 英国 / 剧情 历史 / 本·卡隆 史蒂芬·戴德利 菲利普·马丁 朱里安·杰拉德 / 克莱尔·芙伊 马特·史密斯

赎罪 (2007)

8.5

2007 / 英国 法国 / 剧情 爱情 悬疑 战争 / 乔·赖特 / 詹姆斯·麦卡沃伊 西尔莎·罗南

敦刻尔克 (2017)

8.4

2017 / 英国 法国 美国 荷兰 / 剧情 历史 战争 / 克里斯托弗·诺兰 / 菲恩·怀特海德 汤姆·格林-卡尼

果断打出满分！真是一次历史文化、视听艺术的享受。结合以前上映过的《敦刻尔克》、《国王的演讲》，你会对二战的同一历史时刻有不同角度的丰富了解和精神感动。导演只有38岁，却连续拍出了《傲慢与偏见》05年、《赎罪》07年、《安娜卡列妮娜》12年等历史题材名片，不仅是他个人才华出众，更是他所处环境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及稳定所致；片面、多变、狭隘、虚无的历史、艺术观掌控下，是出不了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

印度议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3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被好莱坞美化的丘吉尔是一名刽子手》

丘吉尔曾说过：“历史最终一定会善待我的，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是20世纪出现的大屠杀凶手之一，但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西方社会，他得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他曾被授予诺贝尔奖（竟然是文学奖）。而如今，饰演丘吉尔的演员加里·奥德曼还成了奥斯卡影帝。

正如好莱坞电影所证，丘吉尔的声誉几乎全归功于他二战期间激动人心的雄辩和天赋般的华丽辞藻（哈罗尔德·伊万斯曾将丘吉尔称为“文明堡垒上伫立的不列颠狮心王”）。

“我们不会疲惫，也不会失败。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我们将在降落跑道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和大道上战斗……我们永不屈服”，英国修正派历史家约翰·查姆理曾将这几句贬斥为“听起来崇高的废话”。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表示自己赞成“恐怖性轰炸”。他曾写道，他希望以“重型轰炸机带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最终造成诸如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

丘吉尔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空军大臣，也是为数不多支持轰炸爱尔兰抗议者的英国官员之一。1920年，他认为飞机应该用“机载机关枪或炸弹”来驱散抗议者。

面对1921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表现得简直像一名战争罪犯：“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弹，这将起到扩散恐惧感的效果。”他下令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大规模轰炸，在45分钟内彻底将一个村庄从地球表面抹去了。

在阿富汗，丘吉尔宣布：“普什图人要认识到不列颠民族是比他们更加高等的。反对者应立即杀掉，毫不留情。”他写道：“我们有系统地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前进，惩戒性地破坏：摧毁房屋，填平水井，炸倒塔楼，砍倒茂密的树林，烧毁庄稼，破坏水库，抓到一个部落成员应立即捅死或砍死。”

在肯尼亚，为了把富饶的高地腾给白人殖民者，当地人被强行迁离，超过15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丘吉尔若不是指挥官，便是共谋者。在他的规定下，为了折磨肯尼亚人，英国人强奸、阉割他们，用烟头烫他们身体的敏感部位，此外还进行电击。

不过，丘吉尔罪行的主要受害者当数印度人。“拥有野兽般信仰的野兽民族”，丘吉尔是如此“风雅”地称呼他们的。他想在印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被内阁成员们否决了。他批评后者“神经兮兮”，认为“英国涉印事务部门拒绝对当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1941年，丘吉尔宣布不在印度以及有色人种殖民地推动《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由此观之，他被尊为“自由的圣徒”就更显荒谬了。他拒绝承认有色人种与自己拥有同等的权利。“甘地主义及其所主张的一切早晚都会被彻底粉碎”，丘吉尔曾这样说道。

在此类事件中，丘吉尔可谓是英国人中最激进的。他的看法之极端，甚至不能被解释为当时的普遍想法。就连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都承认，丘吉尔和希特勒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多亏丘吉尔，约四百万孟加拉人死于1943年的饥荒。他下令将食物从挨饿的印度人那里转给口粮充裕的英国士兵，甚至用来补充位于希腊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储备仓库。当有人提及那些遭罪的印度受难者时，丘吉尔回应称，饥荒之所以出现，责任在印度人自己，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在《丘吉尔的秘密战争》中，玛杜斯里·慕克吉尖锐地叙述丘吉尔在孟加拉发生饥荒时的作为。有文件表明，当印度人挨饿时，英国大量购买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印度本国生产的粮食盈余被价格导向出口市场。满载小麦的澳大利亚货船被禁止在加尔各答卸货（在加尔各答，饿死者横尸大街），丘吉尔反而下令把粮食运送至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屯粮仓库增加缓冲存货，以防希腊和南斯拉夫未来可能的入侵。欧洲的粮仓渐满，而孟加拉人却在一个个死去。

描绘这个龌龊之徒的又一部“圣人传”夺得奥斯卡奖。丘吉尔曾提议对伊拉克人使用毒气，1944年他还曾下令撞倒大街上的雅典抗议者。对于这些遇难者来说，对于普什图人、爱尔兰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印度人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几句华而不实的演讲辞就能够洗净他散发种族主义气味的双手所沾染的鲜血。

我们中的多数人会永远记住：丘吉尔是一名战争罪犯，是正义和人道的对立面，是目光狭隘的帝国主义者，他对于非白人种族的抗议充耳不闻。归根结底，他最大的失败——他漫长的至暗时刻——是不断企图阻碍我们获得自由。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3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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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In Winston Churchill, Hollywood rewards a mass murderer

Shashi TharoorMarch 13, 2018

A STATUE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stands near the Victoria Tower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s a British Union f

“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ill be kind to me, for I intend to write it myself.” He needn’t have bothered.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s the only one, unlike Hitler and Stalin, to have escaped historical odium in the West. He has been crowned with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o less), and now, an actor portraying him (Gary Oldman) has been awarded an Oscar.

As Hollywood confirms, Churchill’s reputation (as what Harold Evans has called “the British Lionheart on the ramparts of civilisation”) rests almost entirely on his stirring rhetoric and his talent for a fine phrase during World War II. “We shall not flag n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The revisionist British historian, John Charmley dismissed this as “sublime nonsense”.)

Words, in the end, are all that Churchill admirers can point to. His actions are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Churchill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ur of “terror bombing”.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absolutely devastating, exterminating attacks by very heavy bombers”. Horrors such as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were the result.

In 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Churchill, in his capacity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air, was one of the few British officials in favour of bombing Irish protesters, suggesting in 1920 that airplanes should use “machine-gun fire or bombs” to scatter them.

Dealing with unrest in Mesopotamia in 1921,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hurchill acted as a war criminal: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using poisoned gas against the uncivilised tribes; it would spread a lively terror.” He ordered large-scale bombing of Mesopotamia, with an entire village wiped out in 45 minutes.

In Afghanistan, Churchill declared that the Pakhtuns “needed to recogni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race” and that “all who resist will be killed without quarter”. He wrote: “We proceeded systematically, village by village, and we destroyed the houses, filled up the wells, blew down the towers, cut down the great shady trees, burned the crops and broke the reservoirs in punitive devastation ... Every tribesman caught was speared or cut down at once.”

In Kenya, Churchill either directed or was complicit in policies involving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people from the fertile highlands to make way for white colonial settlers and the forcing of more than 150,000 peopl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Rape, castration, lit cigarettes on tender spots, and electric shocks were all us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torture Kenyans under Churchill’s rule.

But the principal victim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re the Indians —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as he charmingly called them. He wanted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in India but was shot down by his cabinet colleagues, whom he criticised for their “squeamishness”, declaring that “the objections of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use of gas against natives are unreasonable”.

Churchill’s beatification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 seems all the more preposterous given his 1941 declaration that the Atlantic Charter’s principles would not apply to India and the coloured colonies. He refused to see people of colour a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himself. “Gandhi-ism and all it stands for,” he declared,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be grappled with and finally crushed.”

In such matters, Churchill was the most reactionary of Englishmen, with views so extreme they cannot be excused as being reflective of their times. Even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Leopold Amery, confessed that he coul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ill’s attitude and Adolf Hitler’s.

Thanks to Churchill, some four million Bengalis starved to death in a 1943 famine. Churchill ordered the diversion of food from starving Indian civilians to well-supplied British soldiers and even to top up European stockpiles in Greece and elsewhere. When reminded of the suffering of his Indian victims,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he said,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

Madhusree Mukerjee’s searing account of Churchill’s role in the Bengal famine, Churchill’s Secret War, documents that while Indians starved, prices for foodgrains were inflated by British purchases and India’s own surplus grains were exported, while Australian ships laden with wheat were not allowed to unload their cargo at Calcutta (where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f starvation littered the streets). Instead, Churchill ordered that grain be shipped to storage depo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lkans to increase the buffer stocks for a possible future invasion of Greece and Yugoslavia. European warehouses filled up as Bengalis died.

This week’s Oscar rewards yet another hagiography of this odious man. To the Iraqis whom Churchill advocated gassing, the Greek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who were mowed down on Churchill’s orders in 1944, sundry Pakhtuns and Irish, as well as to Indians like myself, it will always be a mystery why a few bombastic speeches have been enough to wash the bloodstains off Churchill’s racist hands.

Many of us will remember Churchill as a war criminal and an enemy of decency and humanity, a blinkered imperialist untroubled by the oppression of non-white peoples. Ultimately, his great failure — his long darkest hour — was his constant effort to deny us freedom.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He chairs the Indi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Dawn, March 13th,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