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1986

　　杨德昌素以冷酷著称，这在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就领教过了，至今还把它看作华人电影的顶峰之作。其凶悍可以用乔纳兄的一句话来说：“四个小时的积蓄，一刀刺出，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恐怖分子》不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的史诗式的巨作，时代背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有人从中看到台湾的变迁。

　　大多是些琐碎的小事。医生李立中有个作家妻子周郁芳（电影里出现她的书封面：《周郁芳自选集》，那个封面还不错——职业习惯，呵呵）。提到女作家我们便会想到卫慧棉棉木子美，当然这样不是太好，高手还是有的，比如虹影，我就佩服得很。周郁芳显然不具备虹影那样的虚构能力，因此感觉30多年的生活，一下子就写光了——我能理解这种苦闷，所以干脆不写。

　　然后就出了点小事情，问题少女淑安刚刚从一次搜捕行动里逃脱，躲在家里，穷极无聊，乱打骚扰电话。打到李立中家时，周郁芳接的电话，她便顺手扮了一把李立中的情妇。上面说到周作家正郁闷着呢，正好碰到了旧情人，就搬出去了。还从骚扰电话中得到灵感，写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得了奖，成了名。李立中医生本以为已是囊中之物的组长一职也花落另家，老婆又跑了，劝都劝不回来，还说你不懂，最后只好改行当了恐怖分子，枪杀了上司、情敌一干人等。OK，剧情介绍结束（写影评最烦做这件事）。

　　有人从该片看到了台湾的变迁，有人谈软弱，还有人谈电影技术，这里我想说，其实都很无聊，不，对不起，我是说这部电影谈的是无聊。里面有段周郁芳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在她搬家之前给李立中说的，因为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李感到很委屈。

　　她说：“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你讲这些，你会懂吗？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为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叔本华的那段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看看，周郁芳就是这么一个样板，我们很容易从她那段话中推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次和以前不是一样？而且，周搬家之后的新选择是重新上班，又回到了从前。更加荒诞的是，紧接着她的小说得奖了，她重新开始写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在忙得团团转。她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吗？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李医生，他不选择，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老老实实得过日子。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分个高下，虽然也许有很多人藐视李的选择。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他还是没能守住或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落得一无所有。

　　杨德昌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他展现的是一条绝路。其实要问的是：在一个无聊而又庸俗的社会，怎样生活？电影里有个旁观者的角色：酷爱摄影的小强，只有他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看到周郁芳获奖的报道后，他叫了起来：“好恐怖啊”——这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恐怖”二字。

　　好恐怖啊，这就是现实，我早就知道了。就好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尾说的那样：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倒，谁能面对这个局面仍然能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政治如此，其他亦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此而已。

　　一个寂静的清晨，李的上司走在上班的路上，靠近车门，枪响了——枪声很突兀，很闷，传得很远。这时候，我正在用一个不趁手的充电器砸核桃，没有一丝颤抖，稳稳地砸了下去。

    上周末看完了老杨的另一部《恐怖份子》，这是一部86年的老杨的早期影片，随后我也大概浏览了一下豆瓣上其他人的评论，感受颇多，记一篇。
    台湾当年的独立电影的兴起，造就了数位华语影坛的不朽大师，杨德昌也是其中我最敬仰的一位。也许是老杨早期作品的缘故，整部作品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情节虽然晦涩且灰色，但却秉持甚至奠基了老杨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我对影片的评价是满分。
    故事是老杨一贯的台湾城市生活，主流、寻常、平淡的角色和人物关系，男女主角是中年夫妻，女的是小说作家，男的是在一家医院或研究所（并不重要了）供职的一名职员，几名配角也身处社会各个阶层，“喜爱”摄影、生活荒唐的富家子弟，叛逆且走上犯罪道路的女青年，创业中的中年男子等等，各个人物关系或混乱或蹊跷，彼此相关互为导引。所有的人物都在老杨讽刺之列，并且是激烈辛辣的讽刺，因为人物几乎涵盖了当时台湾城市社会的全体青年和中年阶级，也表现出了老杨对于身处环境的观察、忧虑、鄙夷甚至是愤怒。业内称老杨为“台湾城市社会的手术灯”，是个极为贴切的称号，他通过丝毫不修饰的镜头揭开一个个那么寻常的景象的表面，让我们看的一清二楚究竟哪里需要动刀，但他自己却从来没说明任何主张，只是把灯靠近，让鲜血淋漓的病态现实变得无比刺眼。
    与后面的《麻将》和《一一》不同的是，当时还不到40岁的老杨，心中那团炽热的怒火燃烧的无比猛烈，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毁灭和破坏的欲望，要远远强于年长后拯救和保护的殷切又温暖的心愿。所以，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更多是无奈甚至心痛的压抑。很多豆瓣评论一如既往，都在表现被老杨的阴冷气氛打击得寒战不已的模样，“捂着心口看完”，甚至表示“我们人人都是恐怖份子”等等。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误解的，并且无益的反应。
    首先，人人都是恐怖分子这种感想，应该是明显的情绪化不理智的论断，我可以理解如果你是“捂着心口看完”的情况下，自然就被催眠从而产生了女性化的绝望，但是，这不是老杨的本意。本片为什么叫“恐怖分子”，我想谈下我的理解，乍看起来，最像恐怖分子的似乎是那位破碎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以诈骗和杀人为生的女孩，再看下去，头脑天真的富家子也让人无甚好感，自己开公司、一直觊觎女主角的老板，甚至是精神痛苦看似受害者的女主角也都乏善可陈，所有这些人中，男主角无疑是一号悲剧人物，一生谨慎小心的保护着自己认为“珍贵”的东西——“出色”的老婆和“事业”。“优秀”的女主角当年意外嫁给他，他便如履薄冰般的度过着每一天的家庭生活，而为了“事业”，他更不惜残忍的出卖自己多年的好友。最终一切都鬼使神差的崩塌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也迎来了毁灭。片中人人都是恐怖分子，这我同意，但想得再深一点，所有人无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自私，而这似乎成了亘古不变的人性根基，以至于很多自认为善良的人都从不承认，甚至将这个特征描绘成生物本能，无可避免，无可厚非。正是这种现状，这种心理，造就了一大批一大批的恐怖份子，造就了如今这恐怖的城市，恐怖的城市又委托恐怖的父母们继续不停生产着一批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下一代恐怖份子。老杨对于此的仇恨体现在本片出色的结尾上，男主角的绝望，让他有了爆发的冲动，终结一个个令他坠入深渊的人的臆想（不能不让人推想到作者本身的毁灭欲望），最终也让他万劫不复，虽然咎由自取，但整个城市除了少了自己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丝毫不变，杀死自己的恐怖份子们和恐怖的城市都完好无损，并继续了。自私，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恐怖份子，如果你没有被吞噬，仍然坚强的保留着原始的心，那就能做一个老杨一样的匡救红尘的善良份子，当然，现实是几乎所有人都是恐怖军团的一份子。不能直面、不能看透“自私”二字的观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看懂这部影片的。
    其次，对于老杨的冷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世界观更加冷静理智的原因，我一直对于老杨这种毫不掩饰毫不幻想逃避的态度抱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如果没有一盏这样精准且客观的灯，人们似乎一直都没有动力去直面周围和自己本身，那这部影片的悲剧就会不停的在现实中重放，那时候血洒得到处都是，会让你更无处躲，无处逃。因此，有时间用痛苦和震惊表现自己的天真，还不如用来思考一下怎么才能变得坚定，变成一个致力“反恐”的战士，来继续走完这少数人的路。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看得越透彻之后，都会明白老杨其实是一个无比坚强和积极的人，只有这样的心，才会把周围的荒唐尽收眼底，才会把这些荒唐展示给大家，才会有《麻将》和《一一》里的美好理想。因此，我们对于老杨的“冷”，更应该报以热血沸腾的希望的共鸣才对。

    杨德昌先生的在天之灵永不孤单。

一

2007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大导演杨德昌去世，享年六十岁。

一年后，他的前妻蔡琴出了一张名叫《不悔》的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由香港导演罗启锐作词，李宗盛作曲。这首歌里有几句歌词：

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

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

人间不过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

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

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我一直觉得蔡琴的这首歌是在唱给杨德昌听，斯人已逝，那些过往婚姻中的纠葛也早在时间里被风吹散了。很难说在蔡琴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对杨德昌的怨恨，但可以明确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杨德昌的人之一，蔡琴深知杨德昌的离世对台湾电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对电影这门艺术意味着什么。

杨德昌去世时，蔡琴在公开信里写道：“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不知道杨德昌泉下有知，心里会生出怎样的波澜。

在说这部《恐怖分子》前，突然想到了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就算是对大师的一种缅怀吧。

二

华语影坛好导演不少，但称得上大师的，寥寥无几。

有人说中国最好的导演在台湾，我深以为然。就算“大师”的标准再高，侯孝贤和杨德昌都足以占据两个席位。

侯孝贤讲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而杨德昌拍的是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两人之间很难比出高下，但于我而言，会更喜欢杨德昌一点。

很多时候，杨德昌像是个孩子，天真烂漫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贪婪地用眼睛记录着他所看到的这个社会。他又像是一个历经无数沧桑的老者，敏锐地捕捉着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危险因子，用冷漠的口吻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


而在《恐怖分子》这部他早期的影片里，四十一岁的杨德昌用自己精准而又极具想象力的镜头语言审视着这个看似平静而又异常躁动的社会，在他的镜头里，台北不只是台北，更像是末日前的庞贝，处处弥散着危险的气息。没有人能做到心境平和，每个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三

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婚姻，像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周郁芬写作，李立中并不关心她写些什么。在周郁芬因写作没有头绪而苦恼时，李立中只会说：“放轻松嘛，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他不知道，对于周郁芬来说，写小说并不是要命的事，和丈夫无话可说，过着没有变化的生活，才是要命的事。

周郁芬在影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对他们这样一对夫妻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影片没有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但所有的观众都会明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两样。


而李立中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两样”的人。在医院工作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早已模式化，连每天在卫生间的洗脸的时间，都像是固定好的一样。杨德昌多次给出李立中在卫生间洗脸的特写镜头，在暗红色的灯光下，水流的声音似乎放空了他内心所有关于人类的情感，他像是一台机器，似乎感觉不到压抑，荧幕外的观众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李立中在工作中也不算是个成功的人。没有背景，又不善言辞，小心翼翼，却难得到升迁。在组长因病离世后，他耍了滑头，本想借机爬到组长的位置，却功亏一篑。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淡的不能再平淡。

周郁芬和李立中刚好相反。


以写作为生的周郁芬，大抵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愿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轮回反复里。就像她在后面一长段的独白里所说，她结婚是为了新的开始，写小说是为了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是为了新的开始......她做什么都是为了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看上去并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但对于李立中这样一个丈夫来说，恰恰是难以实现的。

四

小沈出现了。

小沈这一角色的出现的一点也不突兀。在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夫妻生活里，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必然事件。

年轻时小沈就和周郁芬有过一段感情，也正是因为小沈娶了别的女人，周郁芬才嫁给李立中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如今小沈离婚创业，和周郁芬重遇，也就为旧情重燃制造了机会。

而比旧情更加重要的，是小沈对周郁芬的理解。


说起周郁芬的小说，李立中一无所知，他会费解“写小说怎么会变成这样要命的事”。而小沈会告诉周郁芬他看了她的小说，而且觉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并且为过去的事表示遗憾。

李立中尊敬周郁芬，待周郁芬很好，但显得是那样客套而疏远。而小沈对周郁芬则是一种骨子里的欣赏，他夸赞周郁芬的能干，并邀请她加盟他的公司。哪种相处模式对周郁芬更加受用，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在两人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对话越来越暧昧，笑容也越来越多，镜头转接，从面对面的谈话变成了两个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也自然地无话可说。

在这里，杨德昌对于叙事手段的掌控娴熟到无以复加，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能这样凌厉却自然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在《恐怖分子》里，镜头的切换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时候让人不得不感慨，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在杨德昌这里不是加法，更不只是乘法，简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大师，他对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神乎其神。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影片中那段以《Smoke get in your eyes》为背景音乐的蒙太奇，在黑暗的房间里，音乐声想起，被母亲带回家的不良少女淑安在静谧中躁动，她的母亲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突然镜头一转，淑安的照片一张张出现在我们面前，摄影男孩小强和他的女朋友出现在画面里，音乐在一片狼藉中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五


作为一部多线叙事的教科书式电影，不良少女淑安的线和摄影男孩小强的线虽然没有李立中那条主线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却是推动整个故事进行下去的重要线索。

在偶然拍到从犯罪现场逃走的淑安后，小强疯狂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实际上，小强迷恋的可能只是他相机所捕捉到的那个淑安，那个看上去纯净清澈，又带着一丝叛逆的淑安。

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小强最向往，或者说最难拥有的，就是叛逆的自由。即将服兵役的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无法挣脱的拘束感。而看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跑的淑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看到了自己永远不能去过的生活。


可是幻想终究是幻想，淑安和小强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小强心中的悸动也只是单方面的意淫，淑安偷走了他的相机，也带走了他对于理想世界的最后一丝惦念。

于是小强找回了自己的女友，他明白现实中的幸福才是有迹可循的。

可淑安早就打乱了别人的现实。在家百无聊赖的她用一通骚扰电话彻底毁灭了李立中和周郁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安排看上去荒诞，却又十分巧妙。

六

淑安电话响起的时候，杨德昌给了一个空镜，在沉闷的电话铃声下，我们看着空荡荡的家具，仿佛看着周郁芬那张木然的面孔。

接到电话后周郁芬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让她看不到新意的生活。


李立中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也不懂周郁芬离家几天后回家为什么要收拾行李和他分居；他不懂周郁芬为什么会因为小说写不出而苦恼，也不懂周郁芬为什么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在李立中的生活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陈旧的，哪里有新的开始呢？

在周郁芬离开李立中之后，她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像是一种讽刺，直到这个时候，李立中还从来没看过妻子的小说。


小强却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直偷窥着淑安的他知道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诉了李立中事实的真相。

知道真相的李立中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周郁芬不愿意相信他，为什么周郁芬要离开他。

他在影片中说周郁芬“喜欢好东西，喜欢舒服的生活，可他给不了”，事实上他完全不知道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人与人一间最怕有座巴别塔。

七

失去了妻子的李立中也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本该成为组长的他并没有得偿所愿。

他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他活得拧巴，过得纠结，总是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带着一张扑克脸度日，最终连怎样去笑都忘记了。

所幸他还有个做警察的朋友，而这个朋友有一把枪。

在影片的最后十分钟里，他拿着枪杀死了不让他升职的主任，杀死了小沈，也把枪对准了戏弄他的淑安，可一声枪响，我们才知道，这一切只出现在周郁芬的梦里，李立中杀的，只有他自己。


当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的歌声响起，李立中倒在警察朋友家的浴室边，头上流着鲜血，却像是早都已经死了。

杀死他的，是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生活。

只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在恐怖的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在空气中扩散，伴着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嘈杂的车声、犬吠，我们才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脆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琐事是多么地致命。

八

《恐怖分子》1986年上映，那年缪骞人二十八岁，李立群三十四岁，金士杰三十五岁，杨德昌三十九岁。

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眼中的老戏骨李立群、金士杰在那时就已是戏骨，杨德昌那时也还风华正茂。


缪骞人那时已结束了和周润发的恋情，拍了《投奔怒海》、《最爱》这样的电影，拿到过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而如今她早已嫁为人妇，成为那位拍过《喜福会》的王颖的妻子。相信很多人年轻人并不知道缪骞人的名字，也没见过她的倾城之姿。

那时的台北在杨德昌眼里像是李立中的生活般压抑。人们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似乎得不到快乐，不安和躁动掩藏在平淡下面，透着格外的恐怖。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好像并没有出现周郁芬口中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还是一如往常。

可生活总在继续，即使没有新的开始，也不能止足不前。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这部电影，影片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掌声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

真正好的电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以上。

本文首发于：电影爬虫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好在哪里，没有任何高潮。尽管叙事是我喜欢、熟悉的风格。不过，我坚信杨德昌一定能够在剩下的20分钟之内给我刺激，之前他只要用他的细节，他绵密的一环扣住一环的情节，让我守住屏幕就好了。
果然，在最后20分钟，我终于知道所谓的恐怖分子是谁了，李立中没有得到他不惜出卖最好朋友也要得到的组长职位，妻子声色俱下控诉他不能理解她、永远不明白她、要一个新的开始（离婚），这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实质上不过是过烦了独处一室，搜索枯肠地描摹过去经历的小说家生活，老情人又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情绪上应时出现。在同一天，李立中明白到事业与家庭，他一样也留不住。
所以，最精彩的时刻开始了：这个一直说话细声细气，低眉顺眼的男人，即使在出卖好朋友后面对好朋友仍然保持一脸无辜的男人，来到警察朋友的家里，告诉他升职成功，喝酒庆祝，喝酒的过程中李立中绽开了我见过的最为诡异、冰凉、麻木、凄凉的笑容（因为这个笑容就应该得金马奖吧），朋友熟睡之后，李立中一脸泪水的醒来，带上朋友的枪杀了上司，来到妻子的家，对着情妇连开两枪，他又将枪对向妻子，终于没有射杀妻子，他在街上闲逛，找到了那个打无聊电话骚扰妻子让妻子误以为他出轨的不良少女，少女跟他去开房，闻讯而来的警察正在破门而入。
接着枪又响了，镜头回到喝完酒，警察还在睡觉，惊醒，走到浴室，李立中已经自杀，头部中弹，血液开始一滴滴地流入浴池，水还很清。妻子也被惊醒，开始呕吐。end
有人说这是开放式的结局，杨德昌提供了两个结局。我不觉得。每个结局单独来看都是大俗，杨德昌绝不仅仅只有这个段位。前面的部分，如神枪手般冷静地射中上司，没见过不良少女却奇迹般的狭路相逢，这个不是三流导演的YY作么；在朋友家自杀也是意料之中，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前面的结局是李立中的YY，是他企图拯救他生命的意义、保有生活尊严而设计的最后一次梦幻式的登场。而现实是，这个男人，只能借由酒刚醒的一些混沌和极度空虚，在浴室自杀。这才是现实，合于他一贯的沉稳与城府。
杨德昌不是要讲一个人善被人欺的故事：软弱安分的小医生，本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妻子出轨跟别的男人跑了，自己本应该升到的职却没有升到，人财两空，软弱自杀的故事。
如果是，那不是杨德昌；这是关于恐怖分子的故事，是关于冰冷人心的故事。
之前，不良少女受伤在街上昏倒，车子一辆辆的开过；再之前，一栋大楼发生枪战，人中枪倒地，大楼里有人在刷牙，有人走过……我就想，如此冰冷的世界！这部电影讲都市生活的冰冷和麻木虚伪，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对他人无情，对自己也无情。妻子的那一幕声泪俱下的——你不明白，你不懂，我要开始新生活——看得我透心凉。没有理由指责，每一个都有权力在一段关系中叫停退出，只是方式能够坦白些么？我知道，这正在发生，而且在冠冕堂皇的发生着。我们就是那么对别人，别人也那么对我们。真实从来都掩盖在说不出口的动机之下。
之前，当上司问起妻子怎么离开了李立中的时候（家庭关系和谐与否对于升迁有那么重要么？这可能是许多假和睦的来源），李立中大概已经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赶到妻子离家上班的地方，第一次对妻子大声、动手，试图用强的让她跟他回家，我从来不认为这是这个男人爱他妻子的表现，出卖自己的朋友为了一个组长的位置，现在不过是为了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作最后的努力。如果你不能在关系里面找到寄托和意义，那也只能乞求于那个冷冰冰的事业了。
1986年的片子，杨德昌创作的早期，故事很冷，但是他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