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2009

文/故城

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
《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
《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
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
10/01/05 4:25

《白丝带》的剧情和背景就不赘述了，导演用一战之前的故事写二战相当具有智慧。电影讲的是一群孩子。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接连的危言耸听的坏事发生后从来没人怀疑他们；因为他们是孩子，当牧师听到老师的猜测后慌张掩饰，那将是多大的丑闻；也因为他们是孩子，这部电影和二战纳粹的联系，二十年后这些被压抑的孩子加入浩浩荡荡的“民族主义”征战，这种可能性让人毛骨悚然。

这里导演还讨论了一个问题：道德。道德究竟是用来塑造灵魂的还是约束灵魂？这一个个表面上道德高尚、家教良好的家庭，是靠什么维持着的？乱伦、独裁、暴力、猜忌……归根结底，道德是掌权人制定的保证自己的权力能长久生效的框框条条。它教人仁慈，却服务于冷酷惩罚的借口；它教博爱，却连对亲人也没有一点点仁慈。麦克•哈内克想通过这些到今天还存在着的一个个悖论指出，道德是被高估了的。

        关于电影本身：哈内克是心理大师，但他并不致力于如何运用心理技法，将观众吸引到影片上来，紧随剧情。相反，他打破这种幻象，放弃配乐，连续性剪辑等这些最基本的抓住观众心理的技法，而是用干涩、单调、不连续的风格，故意将我们从电影世界中拉回来让我们思考。哈内克擅长的，从《钢琴教师》到《白丝带》从没变过的拍摄理念，是将空间留给我们。《钢琴教师》里面爱丽卡在报复年轻女学生和沃特的亲密之前在更衣室里，哈内克给我们的是她的背影，镜头静止，她也静止，这个看似无意义的镜头持续了很久。我们知道她在思考，但我们看不见她，如何将这空白填补从而连接起上下文，也就是她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导演留给我们来想象。

在《白丝带》中也一样，马丁被母亲带到餐厅接受父亲的惩罚，摄影机始终停在走廊里，他进去了又出来，带回去一根鞭子，我们便得知了是父亲让他拿的。然后，他关起门，摄影仍然不动，维持着一个空镜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房门，一分一秒过去了，我们想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开始被打了吗？还是父亲放弃了？导演把观众阻挡在门外，这是大多数电影，都极力避免的情况，哈内克习惯让我们自己想象。过了很久里面才发出父亲鞭打孩子的声音。

当然，关于这部电影最大的空镜头，是电影本身。究竟谁是凶手？故事结束时已经不难判断了。我们有了答案，而不是导演拍在影片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再是被动的幻象接受者，我们和导演一起创造了这部电影。

       我们了解现在的德国，我们也了解纳粹时期的德国，但对于上个世纪初的德国乡村，我们就所知不多了，至少我们所看到的德国电影，对于这段历史涉及甚少。迈克尔·哈内克的这部获得戛纳大奖的《白丝带》，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德国，这是一个深入其乡村核心的德国，这是一个寻常而又矛盾纠结的德国。导演用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将一个个纯洁的或者罪恶的，压抑的或者躁动的，平静的或者痛苦的灵魂，冷静地一层层地解剖给了我们看。
    影片应该说拍得相当的成功，黑白的色彩强调了整片阴郁而压抑的气氛，影片一开始医生的意外，就将观众吸引到剧情之中；随之而来的种种悬念，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当迷雾层层揭开，逻辑归于清晰之时，影片又嘎然而止，一切又都归于迷雾之中。一个寻常的德国小村，却又危机四伏；一群平常之人，却又恩怨纠结；一群天真的少年，却又在善与恶的漩涡中挣扎。一双双深邃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栋栋幽暗的房舍里面，也潜伏着罪恶的灵魂。观众就如影片中的教师，一样是个外来者，打量着这个小村，层层深入到这个小村的肌理之中，了解小村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对于村民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这种间离的效果，让我们只能等待教师的缓缓叙述来了解情节，听从导演剥茧抽丝般地将密闭着的村庄，慢慢地在你面前展开。
    这是一个德国的小村，一个一战前的村庄，平静压抑，但罪恶却无处不在。这样的村庄，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只要条件适合，人性中的善与恶都会发酵，都会长出各自花朵，或灿烂明艳，或恶臭扑鼻。《白丝带》对于这个小村村民的人性刻画是很出色的，潜伏于人内心的人性，主导着这个村庄的生活。人性，只有人性，让这个村庄充满了血雨腥风，象征宗教纯洁的白丝带也无法约束，甚至连亲情也沉溺于这深不不可测的人性泥淖之中。
    看完这部影片后，翻看了一些评论，很多都将这部影片看作是探究纳粹起源的民意基础，我认为有过度诠释的意味。不知道导演是否有此意，但至少在影片中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评价电影，只能从电影中所给予的东西出发，而不应该作过度的联想。如果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不能说明的问题，而要在影片之外来告诉你，这样的电影会是一部好电影吗？回到此片，有人认为，电影所描写的正是纳粹崛起时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在电影中这些人正是成长期的少年，在父权的压制之下成长起来，在压抑而沉闷的乡间长大，宗教对于他们的约束已流于形式，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让他们崇尚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对于父权的尊崇，也让他们习惯于对于领袖与元首的崇拜。其实历史是无法倒推的，从罪恶之果就可推导出罪恶之花，影响历史的因素不止一个。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会是历史之因。在欧洲，像这样平静压抑又充满罪恶的村庄有无数个，有的更为恶劣，为何纳粹的民意基础未在那些社会那些国度里产生？对于父权的尊崇，东方似乎更为强烈，但希特勒仍然只在德国出现。如果历史能够这么简单地看待，德国上世纪初的村庄导致了二三十年代纳粹的出现，那么我们问一句，苏俄的苏维埃主义又导因于俄国小乡村的哪一种气氛之中？有时武断地推导，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当于贝尔将金棕榈大奖交到汉内克的手上，我并不认为那是为了自己曾经的最佳女主角的一次回报，我坚信《白丝带》将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在今年欧洲大热的《预言者》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技巧高超的黑帮影片，或许对于习惯小情调的法国影迷而言，雅克欧迪亚这部具有史诗气节的影片是对法国风格一次强烈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在整个黑帮电影史上，它能够与辉煌的《教父》或悲怆的《美国往事》相提并论。黑暗暴力的《反基督者》与《白色带》比较起来显得幼稚而无病呻吟。而肆意为之的昆丁新作《无耻混蛋》在内涵层次上与《白丝带》相差甚远。尽管其它二线导演的作品我还没有看过，我不认为会有那部电影能够替代《白丝带》在2009年的地位，甚至对于汉内克而言，这部电影也将是他整个导演生涯最重要的影片之一。

在确实的讲述影片涉及的暴力事件之前，先来梳理一下影片主要涉及的几个家庭
1. 男爵家，男爵对于家庭有绝对的控制权，甚至对于整个德国小镇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有一个儿子Sigi是影片中受害者之一。
2. 男爵管家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都是少年团体的成员，而妻子刚刚生下一个男孩。
3. 牧师家，信奉路德教义的牧师对孩子的管教甚为严厉，他的女儿Klara和Martin，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这个少年团体的核心。白丝带是他的一个做法，在鞭笞做错事的孩子之后，他会在他们的手臂上绑上白丝带时时提醒他们。
4. 医生家，医生与接生婆通奸，流言他们害死了医生原配的妻子。更为恶心的是医生性侵犯自己的女儿Anna，而医生与接生婆有一个儿子，由于怀孕的时候想要偷偷打胎没有成功，而导致Karli智商低下。
5. 教师，教师是整部影片的线索，也是将所有暴力事件指向少年团体的唯一一个人。
6. 农夫家，农夫的妻子给男爵家工作时意外死掉，导致了大儿子的暴力行为

电影讲述了一个平静的德国小镇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从医生跌落马下开始，直到低能儿Karli被毒打，影片冷静的描述了8件暴力事件
1. 医生骑马回家的时候，马被拴在树上的细绳绊倒，医生骨折。这可以看作是少年团体对于医生的卑劣行为的一种报复，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暴力事件。
2. 农夫妻子的意外死亡，或许是整部影片唯一一次死亡，却是最为自然的一件事故，并非有人刻意为之，但这却是一个导火索。
3. 农夫大儿子毁坏男爵家的菜地，是一次个人宣泄，并非一次有计划的行为。后果是导致父亲事业，但德国下层与上层的矛盾昭然若揭。
4. 男爵的儿子Sigi被虐打，可以肯定是少年团为了男爵对于农夫妻子的死漠不关心的一次报复。
5. 农夫失业的情况下无法承担家里的支出，上吊自杀，因此男爵家谷仓的起火肯定是农夫儿子所为。
6. 男爵管家新增男孩，但另外两个儿子对此异常不满嫉妒，因此在冬天将婴儿间的窗户打开，婴儿差点因此而死亡。管家的女儿向教师提到自己的梦，并非是梦，只是她良心发现但又无法直言而已。
7. 男爵管家的两个男孩嫉妒男爵儿子Sigi的笛子，将其推入池塘，抢走笛子
8. Karli的被虐打失明，并留下字条“为其父母偿还罪恶”，肯定是Klara的少年团体所为，报复他父母，也就是医生和接生婆的通奸行为。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当Klara用剪刀将父亲的小鸟杀死并摆成十字架的形状之后，牧师还要在教会上给女儿吃圣餐宽恕她的罪恶，象征了父权在这些孩子面前的动摇。紧跟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团结残忍而且计划周密的少年团体象征了社会上一个新生团体的即将走入德国社会，那就是纳粹。纳粹的上台可以看作是原有的国家政治权力瓦解的产物。而当教师向牧师报告他的发现之后，牧师由于恐惧而将其逐出房间，这便是父权的彻底妥协。《白丝带》中的故事发生在191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以后，当这些孩子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时候，正是纳粹上台将世界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恰恰印证了影片中少年团的诞生，也是印证了纳粹党的诞生。

冷静克制可以看作汉内克电影的标签，但暴力的宣泄总是可以在他的电影中最终找到出口，如《大块人心》从头到尾的虐打，《钢琴教师》中最后于贝尔将剪刀刺入自己的肩头，或者《隐藏》中突然喷薄而出的血液。但《白丝带》中，汉内克并没有给暗涌的暴力寻找最后的出口，而是将其始终遮掩在生活的表象之下，因为它的真正爆发要在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影片所充斥的浓重的宗教感与肃穆感，区别了其与90年代后电影的讨巧性，而通向伯格曼那个时代。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白丝带》是近几年中最具有大师相的一部电影。

如果真按照《白丝带》的副标题”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来打头，估计有人不免要大呼上当受骗。不过格林童话都可以有血腥版，电影也是正话反说、以小见大，它讲的是罪恶与痛苦，哈内克作品的常见主题。罪恶，从人性恶的推论到孩童的邪恶一面以及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缘起，万物皆恶。痛苦，哈内克抛弃了奇情的卖弄展示，谢绝了宏大叙事，由身处绝对父权威严下的阴郁，去解释一种国家性痛苦的由来。

《白丝带》有复古的黑白色调，它的黑白与写实或出位完全无关，只为制造一种距离。影片没有配乐，气氛严肃、形式严谨，能看出创作者一丝不苟到有些不近人情。普通人从中很难获得消遣的愉悦快感，反而会有冰冷沉闷的直观感受，间杂一些暴力和压抑所引发的惊诧。然而，哈内克也有示好的地方。《白丝带》有个说故事的人，片中的老师充当了旁白讲解，他苍老的声音透露了这是多年后的忆起，他的言语暗示和个人推断也有助于剧情理解。老师的存在贡献了一段单纯美好的恋爱，然而他并非电影的中心主角，他的画外音或许有穿针引线的功能，然而在实际内容中，这电影不存在真正主人公，换以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间所建立起来的具体关系。

电影里的村庄消息闭塞，与外面沟通不多，村民出外办事就得借助马车自行车，偶有闯入者也是警察、意大利女仆等符号功能的人物。《白丝带》的场景始终没有离开过村庄，它充当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微小样本。可以试着罗列下逃避或远离的几个人：医生是摔下马住院去了，后面包括和他有干系在内的几个人更是不知所踪；由于儿子受到伤害伯爵一家离开段时间又回来了，伯爵夫人发现再也无法忍受这地方；老农儿子是个被驱逐的人，老师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能打破这个村子的平静似乎只有一战的爆发。显然，自有一套体系来维持整个村子的日常生活运转，伯爵是土地和物质的占有者，牧师能施行宗教和精神的束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下来，成年人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可底下的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过很难说清楚那一连串怪事的幕后真相，抑或导致这些孩子叛逆和报复的诱因是什么。讲述者到了最后也匆忙收尾，所有一切因为一战的到来不了了之。这些事情好像真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个结论。只是去掉一战前夕背景的话，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毕竟再过二十年，长大后的孩子们会找到宣泄情绪的另一出口。《白丝带》的欲言又止留给观众很大空间，它好像只讲了一些不甚相关的个案，组在一起又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孩子遭受到父权压迫和可怕惩罚，他们用行动做出了反抗，发泄内心不满。像十字剪刀等几场戏里，父辈还在较量中败下阵来，正如医生好像明白自己何以会倒霉、牧师威胁老师不能走漏口风。

跟《隐藏摄像机》一样，哈内克又在最后一幕玩了小把戏。很多人的注意力会被占去画面主体的坐席人群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居于上方的孩子们。未来几十年，德国社会将会由他们的力量来主导。【理财一周-东方早报-上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