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克

复古的黑白影调的确可以将其看作一部迷影作品，更不用说富有年代感的字体与“烟圈”，然而对于我来说，片中的迷影情结不止于此，还在于编剧与导演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奥逊•威尔斯给予曼克充分的创作空间，以至于这位导演在创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时只与编剧见了一面——以不欢而散告终。作为当世重要的顶级导演，自始至终以作者身份闻名，大卫芬奇在创作生涯中却罕见地不担任编剧一职，其对于合作编剧的重视程度也不禁令人怀疑他是否认同“导演中心论”。相比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奥逊•威尔斯——大众认知中造就这部经典的第一推手，在电影中大卫芬奇似乎更为认可曼克扎实而卓越的剧本，对于《公民凯恩》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是与威尔斯旗鼓相当的。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好莱坞作者导演，以其自身所能笼络到的一切资源，拍了一部为黄金好莱坞编剧正名的作品，这真的太有趣了！

黄金时代制片厂顽固与保守以及好莱坞作为美国政治风向的晴雨表也是本片的另一大主题。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以及赫斯特联合剪辑反厄普顿·辛克莱的虚假新闻短片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党州长候选人的厄普顿·辛克莱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1934年竞选，他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加州消除贫困计划” 无疑是好莱坞制片厂体系下的大亨们所避之若浼的。路易斯·梅耶剥削克扣底层剧务工人的虚伪嘴脸到现在依旧无法释怀，如此这般大资本家们，岂能允许一个“赤色分子”动他们的奶酪？有意思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927年出版的小说《石油!》所批驳的，恰是这样一批白手起家的新贵们的黑金底色与原罪，在2007年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改编为电影《血色将至》。政治斗争这一条线也许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因为它与曼克的创作过程似乎并无太大关系。个人认为这是曼克心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截点，与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的政治斗法失败，对于这样一个秉持左派立场、帮助战时犹太人的高道德要求的知识分子来说，好莱坞作为自由价值观的堡垒已如同幻影。曼克是那个时代好莱坞大部分“发动机”的缩影：颇有天赋，心怀天下，倜傥风流但又保有自我的理想信念，单凭肉身难以与庞大的制片厂体制斗争，到头来唯一能够掌握的只有作为编剧的那杆笔。这也解释了影片中后段曼克的疲态尽显以及对《公民凯恩》这一剧本的孤注一掷、痛苦挣扎。

路易斯·梅耶

整部电影，如果说有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根据前期宣传的风向来说，应该是曼克怎么样完成《公民凯恩》剧本的。然而在电影近半时分，曼克已经初步完成了剧本工作。显然，大卫芬奇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是拍一部“致电影的情书”以在颁奖季大杀四方，而是试图以高强度的信息量帮助观众还原 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的同时，为曼克这一传奇编剧注入《公民凯恩》的气质。Rosebud是什么？是一种难以言说却从未把握亦或拥有什么的情愫。《末代皇帝》中，溥仪被进京的官兵喝令离开紫禁城，相比心急如焚的随行的妃子奴才，他并未显露出丝毫的愤怒亦或低落，只是将情绪藏在茶色墨镜后。但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此刻的溥仪如此地孤独、无助，就在于他手中紧紧攥着的那颗网球。这是一个生来便被支配、底色悲凉的人所能做的唯一——仅仅只是握住那颗小小的网球。很主观地说，《末代皇帝》中那颗网球，便是Rosebud。而对于曼克来说，Rosebud是曾经的的信念、理想，是一位美国公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Decent一词的全部想象，即使肉身早已堕落腐朽。进入21世纪，真正能够被称作是“这个时代的《公民凯恩》”的作品，我想有两部：《血色将至》《狐狸猎手》。无论是丹尼尔、杜邦、曼克，他们的一生都在追逐属于自己的“黄金”，他们都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三部影片，以不同风格，都将美国梦重重地摔在地上，让精神与肉体砸得稀烂，释放魅惑的酒神精神与生命能量。

赫斯特

在这个没有神话的年代，他以酒神精神对抗奥逊•威尔斯、对抗制片场、对抗光怪陆离的时代，所著不朽值得一部公民凯恩式的电影大书特书。

作者：理查德·布罗迪

赫曼·曼凯维奇（右）是好莱坞内部人士，而奥森·威尔斯则早已被电影业轻视。" 照片来自埃弗雷特

1939年，赫曼曼凯维奇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编剧，在好莱坞他不仅因为给电影写的对白而广受赞誉，还因为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近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派拉蒙与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和他的朋友马克思兄弟合作，并在米高梅公司成功地写出了《晚宴》和《绿野仙踪》，对于后者他的想法是用暗淡的黑白拍摄堪萨斯，用彩色拍摄奥兹国。但他以电影界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最为出名。他从纽约移居好莱坞，在那里，他是《纽约客》的第一位戏剧评论家，也是著名的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把那个团体的愤世嫉俗的坦率和尖锐的虚张声势的精神带到了电影界。在委员会和鸡尾酒会上，他以其学识渊博的见解和难以预料的政治性而闻名（他在1933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个反希特勒的剧本，但他却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称自己为 "极端的林德伯格"），同时也以他发表这些见解的风格而闻名。他还习惯性地酗酒，狂妄无礼，以制造混乱和口出辱骂而闻名。他的工作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可疑：作为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他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下注和听赛马上；他整天通过电话和人聊天，成为一个社交旋风。他嘲笑和蔑视他的老板，每份工作他都会被解雇，他没有辞职。到了1939年夏天，他失业了，这才发现当一个名叫奥森·威尔斯的二十四岁好莱坞新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时，自己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它。

威尔斯，多产而早熟，十六岁成为舞台明星，二十岁成为主流戏剧院的导演，1937年，成为水星剧团的联合创始人（与约翰·豪斯曼）；二十三岁成为电台明星，1938年因电台广播《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这个故事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入侵，以假新闻简报的形式讲述，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他还兼做了两部独立电影。在他二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曼凯维奇是好莱坞的内部人士，而威尔斯则已经被电影业厌弃，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和他有合同保障的自由而被怨恨和嘲笑。他与R.K.O.（雷电华）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由他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两部电影，对于这两部电影，在好莱坞工作室的电影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行最终剪辑。他最初让曼凯维奇来代写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威尔斯将他招为第一部电影的联合编剧。

他们的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电影——《公民凯恩》，甚至在上映前就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报业大亨和全国性的人物，建立和摧毁自己的帝国，在电影史上它成为一个审美和代际转变的标志，它使威尔斯和威尔斯所代表的背后成为世界电影的焦点。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赢得了奥斯卡剧本奖（虽然它在9个类别里被提名，但电影只赢得这唯一一个奖项），该奖项本身是一系列痛苦的纠纷的顶峰，而这只是这部电影引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合同中明确拒绝给他署名的权利, 然而曼凯维奇的事业急需刺激, 他想要得到这个奖——经过媒体和幕后的斗争, 最终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然而今天，威尔斯仍然是一个传奇，而1953年去世的曼凯维奇，除了最细心的影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的上映，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这部以编剧在好莱坞的岁月为背景的传记片，以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工作为中心，根据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的剧本改编而成，杰克是一位记者，芬奇曾向他建议过这个主题。正如芬奇在最近接受Vulture采访时所说，这部电影是试图定义曼凯维奇对《公民凯恩》，以及对电影史的贡献的真相——并戏剧化地展现他为获得署名而进行的斗争。

芬奇说，他父亲的剧本原稿紧跟《纽约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很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的论点。《凯恩培养之路》，1971年，由该杂志当时的影评人之一，宝琳・凯尔撰写。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长达五万字，试图说明曼凯维奇不应该仅得到《公民凯恩》剧本的一半功劳，而是唯一功劳。《曼克》紧紧围绕着曼凯维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幕后社会生活和片厂生活，以及与他的《公民凯恩》背后编剧工作的联系。要想更完整地了解曼凯维奇的遗产，还值得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他从来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尊重，而凯尔以《凯恩培养之路》点燃了这场斗争，在这场战斗中，她远非仅仅概述了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关键角色和他迷人的悲剧性角色，她试图误导性地把曼凯维奇这个公司的恶人提升到独立艺术家威尔斯之上。

曼凯维奇已经是阿冈昆圆桌会议集的成员，当在1924年年底，哈罗德·罗斯，在推出一个新的杂志《纽约客》的前夕，请他成为其第一个戏剧评论家。曼凯维奇当时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大，但经验却很丰富。1897年出生于纽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长大，他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但却非常努力（最终得到公众认可）的学者，他是个冷酷苛刻的人物，他把高智商的标准传授给赫曼，而赫曼出色地达到了这些标准，但却不快乐。赫曼十四岁高中毕业，十五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煤矿工作了一年的空档期后，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纽约当过记者，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萨拉一起，于1920年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也成就了他的传奇，作为一个鲁莽而狂野的智者，他能说服自己投入到通常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工作和情境。回到纽约后，192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同时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几乎没有成功。当他加入《纽约客》时，罗斯希望他也能拉拢他的阿尔冈金同僚；当其他人都反对时，曼凯维奇向罗斯提出了一句值得注意的安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赫曼·曼凯维奇 大概在1940年代 摄影：Corbis / Getty

在《纽约客》工作不到一年，1925年2月《纽约客》出版了第一期，曼凯维奇就收到了去好莱坞写稿的丰厚邀请。他需要快速支付的薪水，不仅要帮助养家糊口（他和萨拉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偿还赌债。但他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更不屑一顾。据悉尼·拉登森·斯特恩在2019年出版的《曼凯维奇兄弟》一书中说，他对儿子唐说："你不可能会有编剧文学，因为那会像漫画文学一样。" 然而他很擅长，对于默片，他运用他的显学机智，创作出字幕、对话以及描述性的段落，这些段落需要足够简短，以适应银幕上的阅读速度，以他的新闻敏感度，他既能识别一个好的故事，又能把它装进一个固定死板的格式里。他在1926年底给他的朋友记者Ben Hecht发了一封电报，也许是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封从好莱坞发出的电报，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以决定性的句子作为结尾。"数百万美金将在这里被抢走，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痴。不要让这个传出去"

曼凯维奇并不希望在好莱坞呆很久。在前往西部之前，他曾与罗斯做出安排，好让他回来后还有工作继续等着他——或者他是这么想的。1926年2月，罗斯对曼凯维奇的工作习惯和他的工作感到失望，通过电报解雇了他，而曼凯维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在好莱坞工作。不过，曼凯维奇不仅对电影不屑一顾，而且发现电影的合作性质和公司工作的性质与他的写作理念格格不入；"制片人对你说，'现在在第三卷中，这个家伙不应该亲吻女孩，他应该亲吻奶牛'。然后整个画面就结束了，你无法忍受。" 在米高梅，工业化的流程与其说是编剧室，不如说是一场精致的死尸游戏；正如艾琳·塞尔兹尼克（制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尔的女儿，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第一任妻子）所解释的那样，"有时一个编剧做大纲，其他人做提纲，有人做对话，有人做修改，有人做完全重写。"

为威尔斯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为曼凯维奇提供了他第一次在没有片厂的情况下创作电影的机会。他在《公民凯恩》中的角色是一些奇怪的命运转折的结果：威尔斯最初雇用他为电台节目写稿，同时计划为R. K. O. 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黑暗之心》。威尔斯打算同时扮演马洛和库尔茨，就像他在电台版小说中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构思和《公民凯恩》中的一切一样极端。马洛将永远不会被看到，因为摄影机将全程跟随探险家的主观视角。这个计划因为预算问题而失败了，他的下一个项目——一个关于美国法西斯阴谋的谜题，请曼凯维奇帮忙，也失败了。然后，在与曼凯维奇的谈话中，他想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生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项目。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讨论了几个可能的主题（包括黑帮老大John Dillinger），然后曼凯维奇建议报业大亨和政治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曼凯维奇很了解赫斯特——在他厌倦赫斯特的热情之前，就像他和差不多每个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赫斯特巨大的圣西门大院的常客。

曼凯维奇和威尔斯在剧本上的合作——曼凯维奇最初称之为《美国人》（最终的标题是由R.K.O.的负责人乔治·沙弗选定的）——是一个奇特的合作。曼凯维奇当时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断腿（他是乘客），打着半身石膏。威尔斯把他安置在离好莱坞八十英里的偏远小镇维克多维尔的一所房子里，由护士照顾他。威尔斯的助手约翰·豪斯曼在曼凯维奇的坚持下，在场把故事讲出来。秘书丽塔·亚历山大把曼凯维奇的口述记录打出来，威尔斯定期去看望，并经常打电话询问。

1940年夏天，电影还在制作过程中，署名之争就开始了，整理细节就像潜入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曼凯维奇意识到剧本的结果很好，他很后悔之前与威尔斯的协议规定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劳。Hecht和他的圈子里的其他人劝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争取唯一的功劳。对于威尔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失去编剧署名可能会让他违反他与R.K.O.合同，其中规定他将主演，编剧，制作和导演。曼凯维奇向银幕作家协会提出上诉，然后又撤回了上诉，因为害怕赫斯特的报复。最终是R.K.O.决定将授予他和威尔斯联合署名。相当出名的是，当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时，提到曼凯维奇的名字时的欢呼声掩盖了第二位联合编剧威尔斯的名字。两人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但理查德·梅里曼在1978年开创性的传记《曼克》中，引用了曼凯维奇说他会发表的演讲。"我很高兴能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奖，因为剧本是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写的。"

大卫·芬奇的《曼克》紧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的幕后社交和片厂生活 照片由Netflix提供。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的合作故事是宝琳·凯尔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完美容器。她以1963年的一篇文章《圆与方》成名，抨击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和其他 "导演理论 "的支持者，"导演理论”强调导演作为电影创作力量的首要地位。作为好莱坞经典电影及其商业化、大众化吸引力的爱好者，她认为对导演的强调导致影评人忽视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内在协作性，她将其他影评人对导演（包括许多作品不受好评的导演）的原则性关注描绘成一种需要拆除的正统观念。在《凯恩培养之路》中，她认为《公民凯恩》的许多伟大之处，其实不是产生于威尔斯，而是产生于曼凯维奇和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贡献，它的伟大也不是产生于影片的独创性，而是产生于它在电影传统中的地位，以及对电影传统的反思，这些传统是通过片厂系统及老手传达的。在《公民凯恩》之后，凯尔总结道，威尔斯 "独自一人，试图成为'奥森·威尔斯'，尽管'奥森·威尔斯'曾代表一个群体的活动。"

当 《凯恩培养之路》发表后，这篇文章激怒了威尔斯本人——他当时正忙于电影创作，包括《风的另一边》，并在欣赏威尔斯全部作品的评论家和了解更完整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2年10月，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电影制片人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用他自己那篇题为 《凯恩叛变》的万字文章反驳了凯尔的发现。博格达诺维奇在文章中表明，在报道她的文章时，凯尔没有与威尔斯或任何与他合作过剧本的人交谈，或者说，与任何可能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波格丹诺维奇采访了编剧Charles Lederer，他是曼凯维奇的密友，他说曼凯维奇向他抱怨威尔斯对剧本的许多修改。威尔斯当时的秘书凯瑟琳·特罗斯珀听说威尔斯对《公民凯恩》编剧毫无贡献的指控后，对博格丹诺维奇说："那我想知道我总是为威尔斯先生打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在博格达诺维奇交谈的其他消息来源中，还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霍华德·苏伯，他声称凯尔曾哄骗他——承诺给他一份出书合同，但从未实现——让他与她分享他对《公民凯恩》的大量研究，只是在她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研究，没有注明出处，同时歪曲了研究结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身份是一个非常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博格达诺维奇在1998年写道，虽然他为这篇报道做了 "所有的跑腿活、研究和采访"，但威尔斯本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修改和重写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博格达诺维奇说，有 "奥森添加或减去的一些片段——主要是添加的"）。

随后，更公正、更关键的曼凯维奇生平资料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学者罗伯特·卡林杰出版了一本关于《公民凯恩》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了新近获得的制片厂档案。卡林杰总结说，剧本承载了两位编剧的工作——曼凯维茨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而威尔斯的修改是变革性的。芬奇在拍摄《曼克》时，修改了父亲的剧本，弱化了其反威尔斯的倾向。他拍的这部电影对控诉曼凯维奇和威尔斯之间的斗争不感兴趣，而是探讨曼凯维奇和赫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的。

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曼凯维奇与赫斯特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差点在影片上映前毁掉了这部影片。曼凯维奇主动向Charles Lederer提供了一份剧本副本，他是一位朋友和编剧，也恰好是赫斯特情妇、女演员Marion Davies的侄子。它回到了曼凯维奇手中，在与赫斯特有关的段落上做了标记。威尔斯曾否认电影是根据赫斯特的生平改编的，片场一直被严格封闭，脚本也没有给制片厂以外的人看过。但后来，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推门进入放映现场，并报导了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谁），赫斯特愤然采取行动，策划了一场针对这部电影的丑恶宣传活动，并行使他在好莱坞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米高梅公司的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他在1939年解雇了曼凯维奇）——阻止这部电影放映。

赫斯特施加的压力是可怕而畸形的。他威胁要泄露关于明星和制片厂高管的淫秽信息，鼓动本土主义者发起一场针对逃离希特勒并在好莱坞找到工作的欧洲（主要是犹太人）电影业人士的运动，并对（主要是犹太人）片厂负责人发起反犹运动。为此，梅耶（他是犹太人）组织了一个电影公司负责人的财团，想从R.K.O.手中买下《公民凯恩》的底片并销毁，但R.K.O.的负责人沙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赫斯特还让他的报纸跟踪威尔斯；他指控威尔斯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他利用他对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力，让F.B.I.对威尔斯进行调查，梅里曼写道，赫斯特的电影八卦专栏作家路易拉·帕森斯联系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试图让威尔斯入伍。（后来，他对曼凯维奇也进行了严厉的新闻报复，把曼凯维奇酒后驾车造成的小事故夸大为全国性的丑闻）。这场运动起了作用：虽然《公民凯恩》没有被烧毁，但梅耶让电影公司——它们也拥有大多数大城市的首映电影院——拒绝放映它。

奥森·威尔斯在 "Citzen Kane "中。"摄影：Alexander Kahle / RKO / Photofest。

拯救《公民凯恩》的是，在上映受阻时，它在私人放映会上获得的热烈好评。约翰·奥哈拉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他 "刚刚看了一部他认为一定是他看过最好的电影"——并警告读者，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部电影。1941年5月1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的一家影院上映，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该片在大城市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却是一部失败的影片——实际上，在预订了该片的小城镇影院，该片很多根本没有放映。尽管这部电影为威尔斯赢得了即时的声誉，但它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威尔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好莱坞工作了。为了帮助沙弗保住他的工作（这是因为《公民凯恩》的争议受到的威胁，更威胁到了雷电华的财务损失），威尔斯重谈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的合同，放弃了最终剪辑权，并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被电影公司肢解了，它剪掉了四十三分钟，并让另一个导演重拍了重写的部分。威尔斯在1946年对罗伊·福勒说："我来到好莱坞说，'如果他们让我拍第二部电影，我就很幸运了'。他们没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回到刚来时的位置，拿着合同以自己的方式拍片，不受干扰。"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用当演员赚的钱资助自己的电影。

在去好莱坞之前，威尔斯把自己在剧院的工作描述为 "演员-导演"，他对自己的电影制作也是这样设想的。在剧院里，他总是改编莎士比亚，或克里斯托弗·马洛，或乔治·萧伯纳，而当他拍电影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改编了约瑟夫·康拉德、莎士比亚、卡夫卡、布斯·塔金顿、几个低俗小说故事，甚至还改编了一个涉及哈里·莱姆这个角色的广播剧本（他曾在卡罗尔·里德的电影《第三个人》中扮演过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不把赫曼·曼凯维奇也改编成电影呢？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当代人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这个行业荣誉的竞争者（而莎士比亚和威尔斯的社会等级差异在一个领域内是非常分明的），这是有区别的。在《公民凯恩》的写作过程中，曼凯维奇习惯于称威尔斯为 "监视者"，并嘲笑他的自负；曼凯维奇曾在片厂看到威尔斯路过时说："除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

然而，威尔斯作为艺术家的认真自重，终究是他区别于玩世不恭、不尽人意的曼凯维奇的品质之一。曼凯维奇本人对编剧艺术的评价过于苛刻（跟漫画书比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他认为编剧是一种比写戏剧更次要的活动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电影的意义不如戏剧，而是因为编剧的工作是产业需要而不是艺术冲动。凯尔在她的论战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曼凯维奇，威尔斯还会是威尔斯；如果他能拍出《黑暗之心》，它很可能会像《公民凯恩》一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摆脱了赫斯特的复仇之怒，他很可能会在不失去创作自由的情况下拍出第二部电影。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好莱坞的束缚，曼凯维奇很可能会更早更久地达到他的创作高度。曼凯维奇电影生涯的故事，不亚于威尔斯的故事，涉及到好莱坞的荣耀中所蕴含的恐怖——商业机构将其做法和公式强加于电影艺术的无情力量。

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出来后的短期内表现得更好。这部电影出来后——在曼凯维奇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最杰出的电影是《洋基的骄傲》，1942年的卢·格里克传记电影。他写的另一部伟大电影是1944年的《圣诞假期》，一部由Deanna Durbin和Gene Kelly主演的黑色电影，它的特点是复杂的倒叙结构，类似于《公民凯恩》，它是由Robert Siodmak导演的，他是伟大的黑色电影专家之一（也是逃离纳粹政权的欧洲犹太电影人之一），电影本身非常出色。然而，曼凯维奇的坏习惯又让他止步不前；他只是间歇性地可靠，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正如梅里曼所报道的那样，战时和战后的好莱坞也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制片人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曼凯维奇的圆桌会议根源和新闻骚动更多的是一种古怪的怀旧，而不是毫无疑问的钦佩。梅里曼写道，曼凯维奇对自己曾做过电影工作只因报酬丰厚而遭殃的情况很清楚。"我只来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虽然曼凯维奇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对电影的蔑视，以及对决定电影制作方式的制片厂机器的蔑视所阻碍——讽刺的是，这正是凯尔在为曼凯维奇的辩护中所赞美的事。最后，曼凯维奇被诅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艺术，而威尔斯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任何东西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原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罗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他在他的博客 《前排看电影》中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他是《电影即一切:让-吕克﹒戈达尔的职业生涯》的作者。

原文链接：

Herman Mankiewicz, Pauline Kael, and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黑白电影《曼克》（Mank）近日已在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正式上线。这位曾经执导《十二宫》《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众多杰作的导演此前曾表示，《曼克》本应在理想状态下成为他的长片处女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如愿，直到近段时间网飞注资，才使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不过光阴流转，《曼克》已经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片了。

芬奇之所以对《曼克》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因为其故事所讲述的人物——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的编剧，其中必然有着不少爱屋及乌的成分；另一方面，大卫·芬奇也无疑是在向他的父亲，也是本片的编剧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致敬。于他而言，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家，不仅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公民凯恩》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向我介绍电影的人”。因此，哪怕这部影片已经迟到也必须要到，而且仍然会成为芬奇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已经没有办法再称之为“起点”了。

谈及《曼克》，不得不先提及《公民凯恩》。作为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或许没有之一），《公民凯恩》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多开创性的电影手法，但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片段式闪回的结构、深焦长镜头（景深之大甚至需要特效来完成）、低调布光、极低的机位（甚至要在地板上挖个洞）、神乎其技的转场和蒙太奇，种种手法的组合拳式运用让人瞠目结舌。当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作品仅仅是时年26岁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s）的处女作，而无论是一年之后的《伟大的安巴逊》，还是其后的《上海小姐》《奥赛罗》抑或《历劫佳人》，其艺术造诣和成就实际上都并不逊于《公民凯恩》。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民凯恩》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昭示着一个天才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现代电影的真正起源。

然而，关于《公民凯恩》的编剧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曼凯维奇对剧本的贡献更大，还是导演奥逊·威尔斯对它的改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公允的研究认为，曼凯维奇的编剧工作是基础性的，奥逊·威尔斯对其剧本进行的修改则具有变革性，而且虽然编剧在影片的成功当中占有一定比重，但也只能算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部曼凯维奇的传记电影，《曼克》还是毫无悬念地显示了其对曼凯维奇的支持，并力图在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之间建立起种种联系，甚至可以当作一部声援作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力挺曼凯维奇的努力都是大卫·芬奇的父亲杰克作出的，而大卫·芬奇自己对剧本的一些修改反倒使得整部电影的态度更加暧昧。在影片结尾，影片特地引用了一段历史录音：“曼克，我有一半荣誉呢，去你妈的！”或许正可表明，二人应该在《公民凯恩》的剧本撰写过程中都使出了不少力气，至少对大卫·芬奇来说如此。

总体而言，《曼克》既是一部让人头疼的电影，也是一部能让影迷兴奋的电影，相比芬奇以前的电影来说，这一部对观众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些。说让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影片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比较复杂，观众只能通过剧情对人物关系慢慢加深认识，并无捷径可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0年代末的好莱坞对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比较陌生，想要真正进入《曼克》所呈现的世界必然有一定门槛；不仅如此，电影还涉及了当时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命题，如果对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两党政治的认知比较模糊（尤其对外国人来说），就不易理解好莱坞内部各阶层、职业之间的尖锐对抗，由是也就很难理清故事中的种种线索。

影片的“高语境”还体现在其和《公民凯恩》之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上：一是情节上的重合，比如电影中多次提到的“玫瑰花蕾”就是《公民凯恩》里重要的、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的谜团。二是人物上的对照，《曼克》将《公民凯恩》的诞生解释为完全出自于曼凯维奇的人生阅历，他所讽刺的人物原型，即报业大亨赫斯特在现实中也确实对《公民凯恩》猛下毒手，不仅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电影的宣传活动，还发起一场反犹太运动并指控导演威尔斯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导致威尔斯出走美国，而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士的嘴脸又被还原到了《曼克》当中。三是结构手法上的呼应。《曼克》片段式的闪回结构与《公民凯恩》如出一辙，正如曼凯维奇在片中所言，没人能在两小时之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却足以了解他创作《公民凯恩》的来龙去脉。

如上种种内在勾连让《曼克》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只要抓住曼凯维奇在好莱坞局外人身份，扼要地理解他的挣扎和困顿也并不太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片中他两度讽刺好莱坞人不读书，恰恰就是针对赫斯特和他的情妇），他厌恶资本主义之下的种种丑恶问题，对工人和底层充满同情，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效劳（“你不是第一格出卖正直灵魂换取高位的人”，曼凯维奇说出这句话主要还是在讽刺自己，而它又与赫斯特口中“街头艺人的猴子”的寓言形成某种呼应关系）。正因如此，《公民凯恩》不仅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他的最佳作，更是他编剧生涯中对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最深刻的观察和最偏僻入里的批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为何要与奥逊·威尔斯争夺剧本署名权：的确，这便是他一生中能对艺术、对国家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一部心血之作。

除了所有这些，《公民凯恩》和《曼克》两部电影最重要的呼应其实是在时代背景上的相似之处：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是在影射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奥巴马及至特朗普时代本身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极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这也注定大卫·芬奇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中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时间节点前重新拾起《曼克》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

然而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层面讲，《曼克》其实都要比《公民凯恩》逊色许多，将近七十年过去，前者仍然没有在手法层面对后者有任何层面的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公民凯恩》模仿现实世界，《曼克》模仿《公民凯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无法直抒胸臆，直接与现实连接，而要屡屡回到历史当中汲取养分了呢？这种对历史的虚构与重新书写，如果并不涉及某种真正的“再发现”，而只是再次戏说、推导和演绎，它又怎能像《公民凯恩》一样直抵人心？又或许我们该问，网飞涉足电影领域，帮助众多导演完成他们一直想要却未能实现的作品，究竟是看中了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还是艺术成色？作为电影界的全新资本巨头，网飞到底让电影更加创新，还是更加保守？

去年这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谈资，最终拿了10多项奥斯卡提名，风光一时，尽管最后输给了《寄生虫》。不过，今年Netflix的王牌没有去年压得好，显然，大卫·芬奇和马丁·斯科塞斯都不属于奥斯卡青睐的导演，从他俩在奥斯卡获奖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作品更受影评人所喜欢。如果说去年的《爱尔兰人》保持着老导演创新求变的技术尝试，那么今年这部《曼克》则属于模糊了导演本色的老气横秋之作。

电影讲述的是影史经典之作《公民凯恩》的诞生过程，借传奇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的目光，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众生相，同时对好莱坞明星和片场制度进行一番讽刺和批判。首先，这个出自芬奇父亲之手的剧本相当老派，就是经典好莱坞年代那种一板一眼的人物刻画。没想到的是芬奇选择用同样老气横秋的方式拍出来，不免令人哈欠连连。没有了芬奇以往那些炫目的视听风格，只剩下枯燥的打字机声响营造创作的焦虑感，以及工整无趣的闪回设计扰乱叙事时空，这远远逊色于芬奇巅峰期的美学魅力，越看越像是熟手工匠的行货。

除了这个不适合芬奇风格发挥的剧本外，影帝加里·奥德曼的演绎也没有太多惊喜可言，全是他过去演绎人物时用过的表演方式，在这个玩世不恭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突破，从他今年在颁奖季的战绩来看尤为明显。最让人着迷的是极力模仿出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美学风格，美术、灯光、布景设计还原出一派梦幻色彩。选择用黑白影像来呈现大萧条时期的洛杉矶风貌，不失为一种有效而精炼的手段。而剧中关于州长选举的情节恰好碰上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民主、共和两个党派的争斗、候选人和选民的趋炎附势，不免嗅出影射当下的现实意味。而对主人公理想主义一面的刻画，更代表着好莱坞左翼精英的一贯立场和观点，在眼下这个政治分歧空前对立的年代里，不免令人有唏嘘的感慨。

《曼克》作为一部讲述《公民凯恩》制作过程的网飞剧情片，人物以好莱坞编剧、制片厂高管等为原型。以下是他们的真实面貌。

米高梅高管路易斯·B·梅耶（Arliss Howard饰演）和欧文·G·塔尔伯格（Ferdinand Kingsley饰演）在《曼克》中 图源：网飞

作者：Nicolas Rapold

来源：《纽约时报》

2020年12月4日

虽然片名只是一个名字，但大卫·芬奇的《曼克》却囊括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众风云人物。这部深入好莱坞幕后的剧情片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赫曼·J·曼凯维奇（加里·奥德曼饰）创作《公民凯恩》的狂飙历程。

这个任务对曼凯维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编剧导演主演奥森·威尔斯（影片中由汤姆·伯克饰演）也凭借他电影处女作的艺术性，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第一梯队。正如《泰晤士报》在1941年首映时对《公民凯恩》的赞誉。"它差不多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轰动的电影"

《曼克》将《公民凯恩》与其在好莱坞和政治上的灵感联系在一起。闪回追溯了这位傲慢的作家在片厂写作室和媒体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庄园里聚会的步伐。

曼凯维奇是一个来自纽约的酒鬼移民，他曾是一名记者，也是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但他在片厂的社交圈里活动，与编剧、制片人和高管们交换意见和赌债。赫斯特和他的情妇、女明星玛丽昂·戴维斯也享受着曼凯维奇的犀利陪同，但这位千万富翁的财富和影响力让作家的脑子里有了创作灵感，友情就此泡汤。

《曼克》中的故事就是如此，它还补充了一些关键的政治背景：1934年历史性的加州州长竞选，涉及社会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下是影片中一些真实的角色：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赫斯特(查尔斯·丹斯饰演)将家族在采矿业的财产转化为一个横跨美国的媒体帝国。到了20世纪初，他的流行报纸以黄色新闻（并非色情报道，指夸大其词耸动性的报道）著称，影响了西班牙和美国战争等世界性事件。赫斯特还参加过竞选，在国会中代表纽约州，但在纽约市长、州长和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中失败。《公民凯恩》中威尔斯饰演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崛起和孤独的堕落，借鉴了赫斯特巨大野心和财富的故事，包括他在加州圣西门尚都般的庄园——这是《曼克》的一个关键地点。当雷电华试图发行《公民凯恩》时，赫斯特（当时他已经转变为更保守的观点）在他的代理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运动，以阻挠其广泛发行。

玛丽恩·戴维斯

真实的玛丽昂·戴维斯大约在1930年。她是一个喜剧演员，但赫斯特希望她在严肃戏剧中扮演角色. 图源：General Photographic Agency/Getty Images

戴维斯（阿曼达·塞弗里德饰演）至今仍鲜为人知，她一直被认为是《公民凯恩》中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音痴二太太的原型。事实上，戴维斯是一个迷人的喜剧演员（作品有《戏子人生》、《小可爱》），她热衷社交活动，赫斯特虽然在经济上通过他的新闻帝国狂热地支持她，却固执地想让她出演严肃剧情片。戴维斯在1937年（40岁时）选择了退休，不久后在赫斯特的财富下降时帮助对方，两人一直在一起，直到赫斯特1951年去世。戴维斯与曼凯维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愉快，并没有因为《公民凯恩》而破坏两人的友谊。

约翰·豪斯曼

在纽约，豪斯曼（Sam Troughton饰演）曾将威尔斯的创造性作品作为联邦剧院项目的一部分上演。后来两人共同创办了水星剧院。豪斯曼为水星剧院的广播节目接受了做曼凯维奇编辑的委托，在《曼克》中，豪斯曼与威尔斯合作为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提供住所和补给。豪斯曼因此成为了长达数十年的剧本功劳拉锯战中的明星证人，曼凯维奇和威尔斯都因为《公民凯恩》获得了奥斯卡奖。与威尔斯合作后，豪斯曼制作了尼古拉斯·雷、文森特·明奈利和约瑟夫·L·曼凯维奇（赫曼的弟弟）的电影。后来，豪斯曼又因为表演获得了新的名声，他在1973年的电视剧《力争上游》中饰演一位法学院教授，获得了自己的奥斯卡男配角奖，在随后改编的电视剧中他同样扮演了这个角色。（是的，他就是史密斯·巴尼广告中那个称赞用老式方法赚钱的人）。

路易斯·B·梅耶

梅耶1943年，他是好莱坞黄金时代最冷酷无情的片厂负责人之一 图源：美联社

梅耶（阿利斯·霍华德）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制片厂领袖时代统治了米高梅。从卑微的游乐场起步，梅耶帮助好莱坞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拥有葛丽泰·嘉宝和克拉克·盖博这样的明星，以及《绿野仙踪》和《雨中曲》这样的经典作品。曼凯维奇以编剧的身份进入米高梅公司工作，却因戒赌失败而失去了这份工作。据说，他在一次赌博中靠前下注时抬起头来，与他即将成为前任的老板隔空对视。在《曼克》中，这位威风凛凛的米高梅掌门人对他的数千名员工扮演着仁慈的元老，并在赫斯特和弗兰克·梅里安（1934年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反对厄普顿·辛克莱）的背后投入了他的支持。来自乌克兰移民家庭的梅耶堂而皇之地宣称7月4日（美国国庆日）是他的生日，这个细节包含在《曼克》中。

本·赫特

赫特（杰夫·哈姆斯饰演）为《美人计》和《疤面煞星》写了剧本，还与人合写了剧本《满城风雨》（还有包括《女友礼拜五》在内的多部改编作品）。赫特来自曼凯维奇曾经经常光顾的纽约社交圈，曼凯维奇给他的朋友发去电报，发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好莱坞邀请："这里有上百万美元等着人去抢，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群白痴。"在《曼克》的一个群戏场景中，赫特和曼凯维奇加入了一个由合同编剧组成的编剧会议：百老汇喜剧天才乔治·S·考夫曼、幽默家S·J·佩雷尔曼，以及两位赫特的合作者，他的《满城风雨》合作编剧查尔斯·麦克阿瑟和年轻的查尔斯·勒德勒，他是玛里恩·戴维斯的侄子。这群人向派拉蒙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乔"·冯·斯特恩伯格献计献策——本·赫特为其创作了先锋黑帮故事《地下世界》的导演。

约瑟夫·L·曼凯维奇

约瑟夫·曼凯维奇(汤姆·佩尔菲饰演)导演了《彗星美人》、《赤足天使》和《埃及艳后》，以及其他无数的编剧或制片人作品(包括《费城故事》)。他也恰好是赫曼的弟弟，虽然赫曼帮助他在好莱坞起步，却是约瑟夫在好莱坞的星空中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名声。他后来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三妻艳史》和《彗星美人》的导演和编剧各获得两项。然而，曼凯维奇兄弟却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他们的父亲弗兰茨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一位严谨的父亲。

欧文·G·塔尔伯格

塔尔伯格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他在20岁时经营环球影业，并在24岁时共同创办了米高梅公司 图源：美联社

塔尔伯格（费迪南德·金斯利饰演）在24岁时与路易斯·梅耶共同创立了米高梅公司（20岁时经营环球影业公司）。他被恰当地称为好莱坞的"男孩奇迹"，于1936年英年早逝，他监制了数百部电影，并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功。在《曼克》中，他与梅耶一起挥舞着权力，并冷酷地试图迫使曼凯维奇与电影公司支持梅里安竞选州长的做法保持一致，而作家则抵制这种努力。塔尔伯格确实制作了假新闻片，声称要塑造反对梅里安的社会主义对手厄普顿·辛克莱的普通人形象。奥斯卡影迷都知道，后来学院设立了"欧文·G·塔尔伯格纪念奖"来表彰后来表现卓越的电影制作人。

厄普顿·辛克莱

辛克莱(比尔·奈饰演)是著名的肉类包装揭露书《屠场》的作者。(他的书《石油》被改编成电影《黑金企业》）。此外辛克莱还竞选州长，在他的“终结加州贫穷”的平台上进行竞选，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合作社网络。在1926年和1930年的竞选热身失败后，这位畅销书作家在1934年的第三次尝试中获得了80多万张选票，在一个从大萧条中挣扎的州里倡导社会主义政策。最终他输给了梅里安，梅里安得到了部分由梅耶协调的负面竞选活动的帮助。《曼克》聚焦辛克莱发表的一次立场演说，甚至吸引了曼凯维奇的注意，他有一瞬间被震撼得沉默不语。

原文链接：Who’s Who in ‘Mank’: A Guide to the Real-Life Players

一部讲述《Citizen Kane》制作背后的故事的电影—光是这一句介绍就会让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影迷对这部片子分外期待，更不消说是David Fincher导的片子。他的片子不能说都很喜欢，但至少是质量保证，结果《Mank》真的很劝退。

技术层面没得说，那种老电影的质感把握的非常好，黑白对比度确实有Orsen Welles当时的味道，但是剧情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投入了。首先Mank这个角色就让人不知如何是从，不知该喜欢还是该厌恶，但其实是产生不了任何情感投入，即便是Gary Oldman扮演的。他莫名卷入的这场政治漩涡也令人摸不着头脑，估计要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看明白，而Fincher本可以专注在电影这方面的，光是著作权的争夺应该就能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另外，Fincher电影的又一个标志就是密集的对话，而这部电影里面不仅密集，还非常难懂，不懂的词一大堆，以前的Hollywood的人真的都这样讲话的吗？

电影当然不需要一味降低自己取悦大众，但也无需刻意把自己和大众拉开距离。从某种程度上，《Mank》确实很像《Tenet》，想法跟概念很好，却是个情感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