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浩劫似乎远去了，扣帽子的习惯却被新世代的人们最大程度保留了……这些年来雷锋同志和他的事迹被扣上了“摆拍”“舆论工具”“独特时代的网红”等种种“帽子”，似乎证明雷锋事迹是虚构的，扳倒他光辉的形象就能让自己内心深处的龌龊、猥琐、自私…正大光明地摆在台面上了。

是的，现在的人们看中香火旺的庙，在意放生池的鱼，但忘了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对危难中同胞施以援手的品质！我没法佐证雷锋同志和他的光辉事迹有多少真假，可助人为乐、劝人向善的力量永远都在。基努里维斯在访谈里说过“我不希望活在人们认为善良是种弱点的世界里”；这是在这么个浑浊世界里让自己活的不那么拧巴的密径。那么…

“班长，明年这时候我还来看你。”

这是一部引人深思甚至于沉重的影片，尽管它上映于1996年学雷锋日前夕，但它对于当今的我们仍有很大的触动力。影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黑白的关于雷锋牺牲过程的描述，其次是乔安山这位雷锋的战友践行学雷锋精神的过程，最后是“志愿”这一新兴的活动形式的宣传。影片很大一部分着墨点都在中间这部分，我接下来讨论的也主要是这一块。

我的标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我们今年学院开学典礼时钱颖一院长提到的一个词，他告诫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富有智慧却丧失人格的“人”。作为一个清华学子，不该成为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更为巨大。而为何我们普通的年轻人会形成这种思想呢？为什么像乔兵那样的我们会形成一种不同以以往的“学雷锋”的干劲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因素。人是社会性动物，自然会受到社会影响，社会形成的这么一种价值观会在年轻人成长时灌输而入。那么，为什么社会会形成这样一种“利己”的风气呢？

这是一个不怎么受待见的话题，毕竟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价值观的一些影子，正如影片中乔兵而言，“妈，学雷锋是你们上辈人的事，现在都讲怎么赚钱，谁还讲学雷锋？”。他还提到了一点，或者说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是市场经济”。尽管才学了《经济学原理》没多少时间，我似乎也能通过一些简单地分析得到一些结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是在邓小平南巡深圳于1992年提出的。也就是说，这个分水岭将乔安山、雷锋生活的年代与乔兵、梁姓一家子女生活的年代分开了。从计划经济发展至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于价格的敏感。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人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亚当·斯密曾说过，“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乔兵说的没错，市场经济使人们都慢慢“物欲化”，心眼也慢慢只追求钱眼了。而这样子的一种制度上的转变自然引起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利己”这种观念也在年轻一代的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即使是年纪稍大的一代也会被很严重的影响。就像乔安山被讹之后有这么一段情节，他开着自己最后一班货运，在路上碰到满脸是血的急需帮助的人，两个甚至爬到货车上乞求帮助，他都通过各种方式拒绝甚至再次伤害。可以说，乔安山的原初那种纯粹的学雷锋的精神开始变质了吧？

这种分析似乎很忧伤，我们的社会似乎摆脱不了这种窘境。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能更好的配置资源，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快速。但市场经济却又会引导社会走向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不那么友善的和谐社会。这是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我们是没有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了么？我认为不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样一点——“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可以把这里所说的市场放大成为社会。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而使社会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而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政策最适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似乎用冷冰冰的法律来约束充满温度的人情令人难以接受，但我认为，在当今这种市场经济的氛围中，这种做法才是最有效率的。假如那个撞了梁老汉的司机多一点诚信，假如那个路过的司机多一点诚信，假如梁老汉的儿女多一点诚信，假如梁老汉自己多一点诚信，那么这个事件也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乔安山也就不会受到心灵的创伤，在雷锋精神与现实社会斗争一遍又一遍，也就不会使自己有变质的倾向。相比九十年代，现在的经济发展得更为迅猛，而这种诚信引发的利己问题也更棘手。我在这里就不赘述那么多的什么企业践踏消费者安全牟利、全社会的集体冷漠和沉默，我们整个社会也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在去年春晚《扶不扶》的小品中也有了很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提到了“诚信”这么一点。我相信，诚信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让社会的这种“利己”风气有种方向的转变。

说实话，这部影片真的很适合我们经管学院的同学观看，我们会成为经营“钱”的人才，我们自然会有这种“利己”之心，但我们不该忘记自己深处的良心，切记不要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