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别人的生活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2 ) 如果我是德莱曼,我敢不敢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3 ) 令我惊讶的电影情节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4 ) 压制•良知•救赎之路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5 ) 《窃听风暴》——你要做好人。
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和主义无关。和信仰无关。和组织无关。和领导无关。和强制无关。和恐惧无关。和名利无关。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哈哈,二十年!至少的,直到你死去。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柏林墙开放了!)——缓缓转身。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因为——
墙,终将倒下。
6 ) 迷误在人性之中——浮浅之作《窃听风暴》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新德国有什么好写。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