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1996

一切从《一一》开始。

杨德昌，将城市的概念又重新讲了一遍，用灯和玻璃。反光。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又有多少实事？早已老去的每一个人，永远无法握紧的每一只手。

侯孝贤不靠说，他用眼神。和他对视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心中痒痒的，可也一样，是说不出的。杨德昌靠说，靠讲，但讲的时候他不看你。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自己已被他看透，已无话可说。

然而还是说了，和很多人一样——

《麻将》就是一个孩子，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孩子一天喝了一点酒，一下子兜不住心中的好恶，通通倾泻了出来：指着你哭啊闹啊，说他她它不好，喊他她它好~~~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们这些“大人”！！！你们就这点把戏！！！！你们就这点把戏！！！！！

我被这个孩子吓着了，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直露？怎么可以这么武断？直中心底最软的防线。可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是把戏的“把戏”手段来对付这个“把戏”的世界吗？难道是用人之大限道别这个世界吗？那是放弃，一种永远的醉。

《麻将》中张扬的青春的无畏和鲜活连同那同样张扬的伤痛和绝望，让人心碎。

这似乎不是那个内敛而顿悟的杨德昌啊！

可当我低下头，将视线从上升的字幕转到碟片封套上夜景中两个年轻人侧影下面的“麻将”二字时，怔住了！不是，全不是影评上说的什么四个人“三缺一”似的解读，不是。

麻将怎么玩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幺鸡还是八饼，然后等，等运气！我的七条可能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你手里的六万决定了我的定数，你也许已算到。然而当你真正扔出六万时，我可能已改听七饼，因为桌面上可能已经有三个六万了。你看不到别人的。唯一的事实是：别人要什么，你不知道。

只一个名字，杨德昌才是杨德昌。就像《一一》。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
——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
——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

看完麻将，杨德昌再一次奠定了在我心中华语导演No1的地位，虽然他的八部片子我至今只看过四部。杨德昌对城市认识之敏锐深刻，角度之冷静犀利，令人叹服。
早在1983年，罗大佑就在歌里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们的小时候或许不会明白这句嘶吼的歌词代表了什么，可是现在，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更多的人会明白这歌里所包含的无奈与悲怆，更多的人会对杨德昌电影里的台北产生深切的共鸣。

红鱼
红鱼就是他自己口中“最不要脸的国度里最不要脸的人”的最不要脸的儿子，四人集团的头脑。他自认为深谙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老爸，我太了解你们这群老XX了!他继承了父辈所有的虚伪奸诈和冷漠，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全台湾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在红鱼眼中，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傻子，他骗钱的把戏是告诉别人要什么，他处事的原则是不动感情。
红鱼以为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他信奉父亲的骗子哲学，他自以为看透了这人生，可是当他看到父亲与情人双双自尽倒在地板上，当他看到父亲终其一生追逐的即他现在正在追逐的一切变成了返璞归真后的虚无，当他看到父亲用死亡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来表示对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恰恰是他所唾弃所无法理解的时候，红鱼的信仰彻底崩塌。
看着父亲与情人的尸体，红鱼的困惑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否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是亲情，爱情，还是理想，追求？或许，这已经不是红鱼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更为悲哀的是，如果不是父亲用死触动红鱼，红鱼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因为我们生来就认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听着老邱继续兜售骗子和傻子的哲学，红鱼把这一切的困惑与不安转化为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怨恨，枪杀了老邱。
一声一声的枪响击打着你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对我们冷漠无情的存在方式最致命的报复。
酒吧里回荡着那首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在浮躁的城市，有多少人可以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背后看到人生原本质朴的面容，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后体味到人生本不该有的虚妄滋味。

香港
少年杀人事件里长大了的张震扮演帅哥香港，负责勾引女色，然后将其诱奸继而轮奸，满足小集团的生理欲望。
如同他充满物欲的名字，为了金钱，为了阴谋，为了自己和同伴的性欲，香港沦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性工具。
为了实施红鱼的报复，香港又一次以性为诱饵勾引老女人安琪儿，却被安琪儿带来的一群老女人当成了享乐的性玩物。猎艳高手香港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人的猎物。
面对三个老女人，香港突然伏地痛哭。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压抑漆黑的夜空。是屈辱，是悔恨，是报应，还是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最荒诞的注脚？

牙膏
坚信跟女人亲嘴会倒霉的牙膏，扮成小活佛，与人预测未来，通过制造不测加深人对他的信任，进而进行敲诈。
没有忧虑，没有伤心，没有恐惧，简单，暴躁的牙膏，比有头脑的红鱼更为可怕。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了对自我的感情。
所以，牙膏刀枪不入，没有弱点。
所以，红鱼杀人了，香港崩溃了，只有牙膏留下来向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继续传授着他冷酷的方式。
是否，在这个物质与精神日趋分裂的城市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才是对自我最讽刺的保护？

伦伦
敏感善良的伦伦是这个昏暗冰冷的城市里一抹暖色。
在红鱼眼中，伦伦应该算是一个半傻子了。来台北寻找真爱的巴黎少女马特拉显然被划归为傻子。
伦伦不想看到马特拉被红鱼诱骗为卖淫女，私自将其藏在自己的家中，阴差阳错两人又被绑架。直至影片的结尾，失落的伦伦退出了小集团，一个人冲出房子寻找马特拉。回首之际马特拉款款走来，两个年轻人在台北灯火迷离的街头深情拥吻。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两个傻子的胜利。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拥抱过后的两个人何去何从，谁也无从知晓。
只是此时此刻的他们，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麻将
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
片中的麻将搭子是红鱼，香港，牙膏和伦伦。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
一盏灯下，烟气氤氲，勾心斗角，消磨时光。片中的粗口连篇，生存哲学，虽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听来看来却依旧亲切熟悉。
麻将是个赌局，赌的是钱。
台北这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赌场。经济起飞带来了无限种可能性，却简化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点：金钱。夜色中，老骗子，小骗子，本土骗子，洋骗子，妓女，嫖客粉墨登场，机关算尽，嬉笑怒骂，只不过为了一个钱字。
麻将是一场角逐，是一场有游戏规则的角逐。
每个人都在猜测别人手中的牌，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要的什么。而真相却是：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你所能把握的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
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麻将，却用麻将作为片名。
只此一个名字，便轻松瓦解了一个台北的繁华：别人要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反思
我一直认为，杨德昌的电影远远超出了对所谓残酷青春的刻画，而上升至对一段历史一种社会生存状态的剖析与反思。
在现代西方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正凸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传统文化及其所依附的道德伦理规范被一步一步啃噬殆尽，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失去了本该有的社会约束力；而新的文明却无法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反而加深了生存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台湾经济先于大陆起飞，麻将纵然已是1997年的电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恰显得合乎时宜。麻将这一场游戏，已不再是一场梦，而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残酷现实。
台北，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纽约，当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种模样，当所有的城市都带着一种表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使用英语就可以交流，无论白昼和黑夜，都是那么嘈杂和拥挤，充斥着生生不息的利益的气味。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工业化文明抛却了五千年的负累之后，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健全社会本该有的道德伦理防线，让所有的欲望长驱直入。
——贫穷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都很有钱，十年后这里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将来的西方文明将在这里繁荣。有趣的是历史的讥讽，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繁荣时期，21世纪也是那样。
杨德昌借一个外国人的口说出了他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堪忧。我想，让巴黎女孩马特拉成为拯救伦伦的天使，或许表达出杨德昌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思考：我们能不能借助西方文明先进性革命性的一面来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就像片尾马特拉和伦伦的深情拥吻，在全球一体化浪潮推进下，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与整个世界融合的契机？
可惜的是，杨德昌先生已仙逝。作为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终结，再难有如手术刀般将社会层层剖开，血淋淋地给你看的华语电影，充斥人们视野的满是不痛不痒的娱乐片和偶像剧。我们的民族文化何时才能再一次迸发真正的活力？
爱之深恨之切，愿杨德昌先生死得瞑目，愿这个时代不辜负所有有识之士的一腔热忱。

   91年的《牯岭街杀人事件》让世界认识了杨德昌，也引发了电影舆论界对于台湾新电影潮流的深一轮结构性评价，杨德昌本人确实可谓是华语圈中不可多得的电影悍将。杨的风格，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以小见大，以近及远，以小型的人物种群表现一整个时代台湾社会的共性，从思想、情怀与关注方面达到一种史诗级大作的水准。96年的这部《麻将》，虽无法达到神作的高度，但其绝对可以称作是杨德昌风格的再演绎再发展之作，可谓是杨氏风格完全成熟的代表作。因此，没看过《牯》，你不能说自己看过杨德昌，没看过《麻》，你不能说自己了解杨德昌。
  我丝毫不打算浪费口舌解读该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的一切元素，因为杨德昌的片子在视听方面的东西早已被人嚼的稀烂，炒冷饭丝毫没有半点意思。而杨的片子总是会涉猎社会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展开全面论述，没等说出个所以然绝对就会把我的头先搞炸。然而，马特拉，这个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个概念，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拿她与它说事，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马特拉，在该片中是一位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台湾，起先是为了找她曾经的男朋友，后来就开始无厘头生活的20岁出头身无分文的法国女孩。马特拉并不是其真名，而是红鱼与仑仑给她取的不伦不类中文名。这个法国女孩美丽，青春，勇敢，并且似乎很重感情，为一个颇为混账的白佬不惜从法国只身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样的女孩，可以说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伴侣。所以，马特拉成为该片中最惹人喜爱的角色，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本人必须表明一个态度，就我看来真实的马特拉是一个反复被操的角色，且不论她是一个有多任性的女人（身无分文不计后果地跑到台湾），就所谓操守来看，或许也并不值钱，她自己说过，为了生活，做什么都无所谓（虽然她最终跑了没干妓女这行）。她夹杂着前后两个男人，白佬，仑仑，在二者间反复不定，总是乖张且歇斯底里，虽最后看似归属了仑仑，在蓝色的环境光中二人忘我地亲吻，仿佛是导演安排的最终救赎，可我们不要忘记，马特拉与两个男人，两个代表不同文化背景，地域差异的男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最根本的是靠性与“寄生”来维持，于是在片中马特拉与二男人间的深度交流戏，无不伴随着睡觉，打炮，半裸，亲吻，抚摸，吃饭，抽烟进行。那么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几乎不可能给予太过乐观的期待，甚至可以说，马特拉会在不久以后又被别人操，管他是谁，只要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这就是一位真实的马特拉。当然，有人会说，干，你这根老逼，你凭什么这么绝对？那就让我再挑明得具体点。还记得那位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不，白姐与马特拉在片中只见过唯一的一面，但白姐却对小马一见如故，感叹小马真像十年前的她，并且还给了她几张名片，有问题来找她。白姐到底看上小马的哪样，难道是她为了爱的义无反顾？显然不是这样。白姐十年前为了20美刀就可以劈腿，花20美刀就可以操她操得天昏地暗，为了生活这女人放下一切尊严、人格、原则，寡廉鲜耻，敢说敢干，在被操中逐渐跻身上位，竟成了一个成功者的范例。无原则，敢干事，在异地他乡求生存的心理，是马特拉与白姐最为相似的连接点，后来剧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这三个关键词，也就成了解读马特拉的切入点。
  马特拉不仅仅是个女人的称号，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个概念。白佬这个混账在片中颇为意味深长的谈起过，马特拉是台湾岛民一种共有的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就是对于个人生存空间，生存地位的支配，直白的说，骗钱，打炮，搞到更加上位的社会地位，管他是用什么样不择手段的途径，这本身就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价值取向。OK，那些类似于白佬，还有那位曾经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的老外们纷纷跑到台湾发展，无外乎就是希望在一个市场与价值极其混乱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打廉价的炮，赚容易骗的钱，尽可能支配可能范围内的一切资源，且不计任何后果。毫无疑问他们或多或少都成功了，然后则带有着他们白人祖先征服东方市场的优越心理，在公共场所大放人种优越论。白佬说，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现在马上就要到21世纪，同样又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台湾将会变成世界的中心之一，只要马特拉这种价值取向仍是广大岛民的追求。这是活脱脱的后殖民主义言论，更是活脱脱的现实。因为马特拉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个寄生的概念，一个被操的概念，在各种被操中发芽，成长，逐渐获得一定的既得利益，然后反过来，从被操的对象成为操的主体，操的比以前还要来得凶猛。纵观片中的所有人物，谁不是渴望着去操马特拉的角色，即使本身被操得一塌糊涂。最明显的莫过于一向演另类角色的张震，操过这么多女人，结果最终却被三位占有上位资源的女BOSS操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丧失自我，不知后事如何。这里小小八卦一下，他的外号叫做“香港”，这片是在96年杀青的，从杨德昌的导演视角出发，那三个女BOSS究竟代表了近现代史上钳制香港的哪三股势力，稍微明白历史的人估计很快就有了答案。在杨德昌眼中，香港的命运似乎比台湾更为多舛，被操得更加无奈，马特拉的程度更为彻底。而反省了马特拉，妄图超越马特拉，其结果可能是血淋淋的，红鱼的老爸骗了一辈子后自杀，红鱼在幡然悔悟之后行凶杀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操与被操之后，他们最终渴望一场反叛，可惜在社会的洪流价值面前是如此的无力，最终只能靠自杀与杀戮来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悲催的。联系大陆，何尝不是如此，整个华语圈何尝不是如此，只怕比台湾岛来得更加血淋淋，更加无原则，更加被操的不亦乐乎。推己及人，以小见大，从台湾本岛推广到整个泛华语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的诟病，杨德昌的厉害之处莫过于此。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骗人的人，一种是被骗的人，红鱼曾不止一次地对此津津乐道过。其实稍作修改，这话就更有意味，这世界上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马特拉，一种是操马特拉的人，而夹在这二者间那一道鸿沟中的人群，则是一群自以为是却又被操的体无完肤的四不像。
  
    




    

与其说《麻将》 不如说 杨德昌 这个对我刺激这么大的一点也不帅的男人

许是看“不在沉默中崛起 就在沉默中灭亡”的 艺术片多了 竟然练出了七八分的内力 对冷峻的长镜头多了几分欣赏和容忍的底气 有什么好急的 有什么要急的 要从容有度 要品 要酝酿 要杀人不见血 这才是真功夫

《麻将》就是一剂猛药 看看吧 人在都市的夹缝里 苟且如蝼蚁

首先谈谈我对这个片子的题目 麻将 一样从未在影片中出现过的道具 的想象

四个主人公 三缺一玩不了的游戏 四个玩家 最后成全一个人胜出的规矩

 那位最有头脑的 富家子弟 最懂得玩转纸醉金迷的游戏 到头来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累了卿卿性命 自己唯一的精神信仰 他的至尊父亲 用自杀成全了人生的真谛 他算是崩溃加毁灭 最后用杀人来发泄 毁灭 他算是玩儿完了

 第二位白面小生 是他们中勾引女色的圣手 哥儿几个全部的生理发泄全仰仗着他的捕猎 他是撒出去的一条猎狗 去试探猎物的动静 最后被搞得很痛苦 成了几个老女人练手的活物 痛不欲生 竟然还会哭 但这应该不代表反省和觉悟

第三个歪瓜劣枣的小活佛 像 只刚学会走路的猴子 没看他做什么事 就有一次 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 说是那个女人亲了他的嘴 他觉得万分的晦气 想搞女人 居然不去亲嘴 那搞屁屁吧 吐口唾沫就可以

最后这个幸福的宠儿 大家失意他得意 只是遵循了最简单的原理 把自己的爱坚持到底

很搞笑的一出闹剧 看得我心慌慌 不知所以

我们不都是在坚持自己的真理嘛 如果有一天 真理都被别人当成了狗屁 那我们还活在哪里 活在哪里

什么真理都是狗屁 我只想心安理得 踏踏实实的活在每天的日子里

社会 他妈的狗屁 只会教人麻木不已 钱 他妈的不是东西的东西 只会教人昏天暗地

 我狠狠地喜欢 《麻将》

这把刀子 狠狠地 戳死你 戳死你

我从没有打过麻将。不是自视清高，连大观园里的黛玉都会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何况我这样泥捏的骨肉？只是觉得不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暇时和朋友开开拖拉机也就够了，所以一直懒得学它。看了杨德昌的《麻将》，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麻将桌支起来，围坐开打，竟渐渐露出狰狞残酷的面目来，以人为牌，勾心斗角，欺诈利用，直至血肉相搏，生命尊严作了筹码，天地不仁，人早已互目为刍狗。这一局麻将，岂止搭上了几条人命？简直就搭上了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的美丽未来。

关于《麻将》的故事，看过的甚或打过、经历过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用不着我再来清汤寡水地描述它的规则，它的开始、过程以及终局。我想说的只是从一个局外人的眼里看见的它的残酷和荒谬，那些起初以为一切皆在掌握中的人，旁若无人地坐下来，洗牌，摸牌，开打，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这个世界的麻将游戏，冷冷地戏弄着每一个人，自以为玩得最溜的人，最后会伤得最深。

杨德昌的手术刀，又一次从最柔软处下手，几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台北暗夜的霓虹，青春伤口被无情地剖开，绝没有现在的都市人病态沉溺的暗地妖娆、诗意颓废，有的只是胎死腹中的童年，未曾绽放即已凋萎的青春，腐败的气息在夜风中悄悄传送。

那只是一群孩子，却要与成人世界游戏，并且自以为比所有的成人都知晓游戏的秘密，到头来，终有些无法了解的事横亘于前，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愕然，扭曲，绝望，只有靠暴力来寻找解脱，鲜血四溅，青春终结，这个社会的青春期一天比一天提前，直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已成年。而红鱼的那三句格言，将成为所有新人类新的圣经——

不要动感情，只要动脑子。要用你的脑子让别的人动感情，那他们只有听你的份儿。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如果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只会对你感激涕零，任由摆布。

世上的人只有两种：傻子和骗子。骗子骗傻子，傻子甘愿被骗。

可是，到了游戏的最后，红鱼自己都已经憎恨起这些让他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强者的教条，以及曾经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知道谁第一个发现了它们，我想，在一声凄厉的长嘶中，他一定会用轰死邱董的那把枪，把那个混蛋打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世界毕竟不是钢铁丛林，在幽蓝冰冷的金属光泽中，有微弱的橙光在忽闪，等着与他们相遇，或者无情地掐灭它，在黑暗中无尽沉沦；或者小心呵护，终有一团火轰然亮起，照亮某个灵魂，或世上的某个角落。

牙膏是四个人中最为无心的一个，直接，嚣张，可是仅仅因为艾丽丝的一吻就气得暴跳如雷，再也不碰这个差点让她变“衰”的女生。感情在他身上是永远阙如的，甚至伤心，甚至恐惧，吝啬到不能够为自己付出。就是这样的孩子，游忍有余地骗人，却只是动物性地生存，连人最基本的心智都不具备，最简单的交流都不会。当电影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明亮的街灯背后，刀枪不入的他又在向着装更为怪异、更年轻的同伴传授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高大英俊的香港，正像他那个物化的名字，他本人已经物化为性工具，为了钱，为了报复，为解决同伴的性欲，四处下饵，以色相诱人，甚至不分男女。他总是成功，因为他的漂亮，也因为不动感情，他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更聪明、更不动感情的女人，把他当傻子、当笼鸟来玩。面对那三个成年女子，香港伏地大哭，无助而年轻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的黑暗，镜头在台北水泥森林的夜空盘旋，好像突然一脚踩虚，雁足空悬，17岁的香港要重新经历一片空白的童年。

如果没有父亲的跑路和死，红鱼应该会成为一个比他父亲更卑鄙也更有钱的骗子。他有脑子有胆识，17岁就养得起一班朋友，天生具备领袖气质，一切尽在掌握，甚至可以鄙夷和教训父母。可是他所有教条的传授者就突然背弃了他奉为圭臬的一切，用死向他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曾涉足的门，门里透过的那道光眩目强烈到让他的世界瞬时崩溃，全部信条突然落空，世界成为一个恐怖的黑洞。“老爸，你怎么这样告诉我！”要用死亡来证明另外的规则，这个已经习惯了欺骗和不动感情的孩子怎么能够？鲜血染红了白墙，他对自己举起了枪。杨德昌的镜头一改急促和近迫，在狭小的房子里慢慢上升，俯瞰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这么软弱的孩子。如果还有人说杨德昌只会狠狠地解剖和批判，这时，你会触摸到他内心的道道伤痕，看见他的满脸悲容。

身量瘦小、有孩子般表情的杨德昌，却是华语影坛一把最为犀利、最有济世热肠的手术刀，他的镜头从未离开当下，他说，他拍悲剧是出自关怀，希望人们在银幕上的悲剧里找到现实人生的止痛剂，不要有太多期望，以免期望落空后要承受的痛苦会更多。看他的电影，不会感动得你热泪盈眶，那种带血的关怀让你像红鱼那样震惊、绝望，然后在绝望里看见一丝异样的微光，找到新生——如果一切都还来得及。

所以，再也不用理会会不会变衰，还是接吻了，少男少女忘情相拥，杨德昌的希望也是如此直接，不懂含蓄。随波逐流的伦伦没有失去自己，最相信爱情的是异国的少女，来自异邦的真爱盛开在台北的街头，这份希望对黄皮肤的我们，却仍然有着一丝遥远的漠然。

在屏幕又一次变黑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毕竟，仍有希望。

看过《麻将》，我无端想到那些在这个感恩的时代拍着些“关怀普通人情感”、“和平永恒”的电影的导演，这是个有选择的时代，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他们尽可以去拍，去煽情，去媚俗媚雅，或感天动地，或义正辞言，用批判来颂扬，用眼泪赚取同情，但请他们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关怀”“人道”的幌子而用散发着伪人道的僵尸气或意识形态臭气的电影来蛊惑观众，制造新的教条，如果那样，杨德昌尽可以像红鱼用枪指着邱董那样用摄影机对着他们喊：给我闭嘴！可是我想，经历了《一一》的杨德昌可能是不会那样喊了，而是抱以落寞、无奈的一笑。那么我，还算年轻，在需要的时候，还有没有向世界呐喊一声的血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