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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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救世神棍》應該是林愛華老師第一次參與編劇的電影，以題材而言，在香港電影裏也算是很特別，儘管還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來處理。三年後，艾迪墨菲也演過一部叫《Holy Man聖人》的電影，他在片中扮演一位神神道道的世外高人，遇到一個時常焦頭爛額的電視購物頻道主管，於是一場非常規的精神救贖與物欲消費之間的對抗戲碼就此上演。

雖然我覺得香港的宗教元素應該還是挺豐富的，但那可能更多是符號，而要論精神層面，至少在電影裏，看到，或者是體悟到的，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而中國傳統上宗教的勢力與影響當然不能跟歐洲相比，還非常容易囫圇吞棗，不追求純粹，於是佛道之間也可以坐下來“好兄弟，講義氣”。不過勸人向善這種，相信在任何一個希望自己朝文明社會進化的地方，都不會罕見，這就如同《紅樓夢》裏會有癩頭和尚和跛足道人勸人早點看破紅塵……而《救世神棍》中雖然陳小春的角色常常一副耶穌轉世的模樣，但他和鄭丹瑞客串的角色放在一起，還是更容易讓我想起《紅樓夢》中剛才提到兩位大士真人在人間的化身。

95年自然是個特別的年份，當然96年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當年香港的政治社會問題，就好比朝鮮半島問題，成為電影逃不開的主題與底色，只是前者沒有後者那麼直接或綿長。而當整個社會面臨不確定性，心態動盪時，則所有人都需要撫慰，心理治療沒有那麼本土化，宗教信仰又沒有那麼純粹，“封建迷信”又容易變成坑蒙拐騙……那只能又祭出中華文化的大法器，那就是融入一爐，像做獨創的怪味湯一般，把當時當場能拿到手的調料都往裏擱一點，至於比例多少，那只能是靠直覺心情和意外了。

而把這種手法放在《救世神棍》上，那就是用騙局來包裝一個救世的信仰，從而試圖達到一種電影手法上的撫慰世人觀眾心靈的功用。聽起來轉了好幾個彎，很不直接，但事實上並不複雜，還應該非常接地氣，當時香港的地氣。

梁朝偉演的是個“騙子”，跟“封建迷信”也有著不解之緣。當然他不是那種主動出擊去佈局的那種，而是守株待兔，等著傳統信徒上門來“求騙”。同時他看起來是個非常正直的男主角，而且因為入錯行，還常常良心不安。而林保怡扮演的角色一上來就跟他分道揚鑣，是個明顯的反派。這也是香港電影在處理善惡方面常用的手法，那便是當一個主角處在灰色地帶或心態時，就安排一個純粹的反派跟他作對，這樣子，不但是主角本人很容易釋懷，連觀眾都會很快放下道德的成見，站到主角一邊，體諒TA的苦衷與無奈。

接著很快，陳小春所扮演的角色就登場了，跟三年後的《聖人》中艾迪墨菲世外高人的角色不同，陳小春的角色腦子不是很靈光，大家平時都欺負他，但他的登場卻是以一副受難耶穌的樣子出現，這不是出於他的自覺，只是為了一個派對做“Cosplay”的表演賺點錢，當然對於編導，這樣的巧合安排，更是為了方便進入主題。梁朝偉之前跟林保怡相比，混得很差，有點一蹶不振，但突然間他在陳小春身上，或者說打扮上找到了靈感與希望，於是幫他改名為“達達”大師……

雖然傳統語境裏，大智若愚也會常常被用到，但很少會落到實處，不過跟《聖人》相比，更大的不同在於，艾迪墨菲的角色不但是第一男主，還是有完全獨立的自我意識的，而陳小春的角色沒有，他不是大智若愚，只是智商有問題，他幾乎沒有什麼主動性，更多得依賴梁朝偉角色的良心，以及編導的職業驅動，來成為一個“信仰”的無辜犧牲品，或者世俗的倖存體驗者。

而梁朝偉角色的日子其實也好過不到哪去，一開始他利用一個當紅明星的公關危機，讓“達達”上位，而某種程度上流行文化塑造的巨星，其實跟宗教領袖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這只是第一步，雖然現代人的智商情商，以及判斷力，可能遠遠沒有TA們自以為的那麼高，但要讓“達達”成為一個信仰界的“天皇巨星”，還得有更多的“奇跡”。但問題是，接下來梁朝偉所能做的很有限，一方面，剛才提過，他本質上是個住家騙子，等著別人上門，而不是主動出擊設局，另一方面，“達達”大師的局，不太好設。於是接下來這個“騙傻”二人組的成功，幾乎都是靠巧合，而不是梁朝偉提前的計算與佈局，不管是猜賽馬，還是股市。也就是說，只要過程中有一處不巧合，達達就上不了位，梁朝偉的角色也就社會性死亡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還是分兩方面說，一來就如剛才提過，這裏面陳小春是沒有自我意識的，都是梁朝偉在安排，而梁朝偉的動機很直接，但手法很被動。其實如果開始時梁朝偉只是在旁觀，發現陳小春一直在創造奇跡，但身為一個從小訓練到大的本土騙子，他其實是不相信什麼奇跡的。所以他一直以懷疑的眼光來接近和看待陳小春，而且一會兒懷疑，一會兒又相信，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雖然看起來他和陳小春是一對搭檔，但實際上他和那些被騙的人一樣不確定，不確實陳小春到底是真聖人，還是假神仙……

另一方面，還是此片的風格問題，那就是到底是渲染一個精緻複雜的騙局，騙中騙，外加信仰與神力，還是做一個社會心態的隱喻？現在的《救世神棍》是兩者都沾了一點，混為一談，但兩者都做得不純粹，所以到處是巧合與喜劇氛圍粉飾下的騙局，但下一場又變成了音樂烘托下對社會和信仰的隱喻。

而我的設想很簡單，陳小春的角色不要是弱智，而可能像黃子華一樣，本來在娛樂圈混得不怎麼樣，都想退圈了，但“臨走”前做了場棟篤笑，所說的內容不但是搞笑和針砭時弊，還有對於香港明天的預測，未成想預測成真，大獲成功，不走了，留下來到紅館開棟篤笑演出，說出更多的笑話，哲學思辨，還有對香港後天的預測，他的地位與影響力很快就跟歌壇巨星並肩，也就相當於原片中杜德偉的角色。

雖然香港當時不管是傳統信仰，還是社會心態上都挺空虛與失衡，需要慰藉，但不是每個人都相信這個類似於黃子華的“神”，其中就包括莫文蔚扮演的傳媒記者，她不再像原片中那麼追逐名利，私生活混亂，而是反過來是非常正直與理性，她抓住一切機會去接近和採訪“神”，要揭穿他的假面具，或者說是還原他世俗的一面，但又有一些瞬間，莫文蔚又不由得開始相信起來，而她內心，以及過往也有一份不堪回首，於是很多彷徨，甚至是“邪念”也會趁虛而入，儘管她一直強調自己的職業理性，道德良知，以及社會責任感。當然，這樣設想的最後，可能還是個開放性結局，就是這個“神”還是時真時假，而莫文蔚以及身邊的人，甚至當時的香港，都得到了某種象徵意義上的救贖，於是在這個結尾處，這個神的真假，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