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的家庭因为“高智商”而耽误造人，把自己优良的基因遗传下来。反观那些不在意生育、教育的“俗人”一股脑的只会造人，不优秀的基因不断传承，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饮料替代水、医学研究方向全花在了植发与伟哥、看低俗毫无营养的综艺节目、超大屏幕的只有一快是内容，其他的都是广告… 电影里面太多的嘲讽，在今日已经成为了现实。很喜欢男主在监狱里的那句内心独白，找到时光机器，告诉人们多读书、多思考、多用点脑子。

最幸运的是能够看到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绝望的是智商下降得厉害，连我们“臆断”的时光机器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多聪明，但看完这部电影……长此以往不用脑子真可怕，或许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视角吧。

作为一部以“退化论”（dysgenics）为主题的“反乌托邦”（dystopian）黑色幽默电影，《蠢蛋进化论》（Idiocracy，2006）描绘了一幅美国2505年的社会图景——成堆的垃圾、密集的广告、神话的科技以及愚蠢的人类是构成这幅图景的主要符码。

一方面，作为对进化论（evolutionism）的反思和批判，本片将“消费主义”（consumerism）、“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中的构成性符码极度夸张，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并非全新的“美丽新世界”。本片所描绘的那个混乱、肮脏的世界，虽与赫胥黎、扎米亚京、乔治·奥威尔笔下具有神性极权统治的“完美”乌托邦看起来大不相同，然而它仍是对我们当前社会的戏仿、夸张和展望。

另一方面，本片反映的主题的直接来源是有关“智力与生殖力”（fertility and intelligence）的论辩。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曾说到：“未来人口受到威胁的原因在于低智力商数的人将会比高智力商数的人生更多的孩子”[1]，然而他饱受争议的论断在本世纪初得到证实“低智力商数家庭有较大可能生更多的孩子”[2]。而让人们保有希望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认为智力会不断增长的观点，也受到的冲击，弗林效应的实际效果在逐步减小，未来有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再也找不到这一效应[3]。20世纪晚期，此类题材的小说进入美国文学艺术的视野，一些作家开始关心未来社会、人口、教育发展的问题，美国作家柯明斯（David E. Comings）以“退化论”为题材写过《基因炸弹》（The Gene Bomb，1966），科恩布鲁斯（Cyril M. Kornbluth）也写根据相同的题材写过《前进中的蠢货们》（The Marching Morons，1975）。《蠢蛋进化论》中所反映的未来人们的愚蠢状态，与66年和75年的两部小说如出一辙。特别是男主角（Joe）对女主角（Rita）反复强调的，回到过去时一定要坚持画画，影响周围的人，告诉大家要坚持阅读，以及他作美国总统后，在电视讲话中告诉人们：读书并不是愚蠢的行为，这些桥段都是对前者的模仿，以及对弗林效应的思考和回应。

然而，对宏大主题的关注，并不能掩盖其本身的缺陷。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些隐藏在绚丽色彩和荒诞情节背后的，很有可能是强烈的精英阶级优越论和更为根本的科学优越论。因为精英阶层与大众相比，更好地掌握了科学的话语形式，于是就不自觉的带有了宗教神性一样的绝对权威色彩。难道掌握科学就是掌握了真理吗？费耶阿本德曾指出：“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4]。当现代的国家取代了古典的君主制国家，科学也就随之取代了宗教，成为新的不可置疑的独断话语。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然而作为方法论一种的“科学”是否就能等同于绝对真理呢？在我们给世界“祛魅”的同时，是否也需要给“科学”本身加以“祛魅”呢？在《蠢蛋进化论》中，对科学的迷信是我们看待科学态度的投射。或许精英阶层人数不断减少，人类智力商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精英阶层自己对“科学”的迷信吧。

[1] William Shockley, Roger Pearson: Shockley on Eugenics and Race: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to the Solution of Human Problems Scott-Townsend Publishers.

[2] Rodgers, Joseph Lee; Cleveland, H. Harrington; den Oord, Edwin; Rowe (2000). "Resolving the debate over birth order, family size, and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6): 599–612.

[3] Richard Lynn and Tatu Vanhanen (2006).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 Washington Summit Publishers: Augusta, GA.

[4][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